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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甘行

作者:台大醫院小兒部李秉穎醫師

本文刊登於景福醫訊

建立:2002.12.04

塞甘不是一種水果,是塞內加爾與甘比亞的意思。話說某一天在衛生署開完會以後,疾病管制局許須美副局長突然問我有沒有興趣去非洲走一趟,目的是為了一個疫苗接種的援助計畫,事先去實地考察一番。跟大多數人一樣,非洲這個名詞在感覺上有點遙遠,它常引起的聯想包括黑人、貧窮、炎熱、野獸、傳染病等,但自己卻從來不曾實際接觸過。當時不假思索地答應了,於是在2002年10月18日至10月29日之間,跟許副局長與預防接種組陳淑芳科長一齊有了趟「塞甘行」。
 
非洲初體驗
 
我們先到塞內加爾再去甘比亞,初次踏上非洲土地時,已經有點累了,因為必須轉機花掉一天左右的時間。路上看到的景象,也的確跟一般的印象一樣:天氣蠻熱的、到處都是黑人。因為失業率很高,所以覺得路上閒閒沒事做的人很多,也有一些乞丐。雖然經濟情形不佳,但高級旅館的設備跟台灣差不了太多,收費也不相上下。在台灣,一位黑人的出現會吸引很多路人的眼光。塞內加爾與甘比亞則因為以前分屬法、英殖民地的關係,白人觀光客並不少見。相較之下,走在路上三個不黑不白的我們就成為大家眼光的焦點。有些小販會嘗試用日語跟我們打招呼,我都會大聲回答Taiwan!

第一次到非洲的人大概都會有點怕那邊的傳染病,根據我們自己的規定,去那邊要打黃熱病與腦膜炎球菌疫苗,而且需要在出發一週前開始每週吃一次瘧疾預防用藥,我自己當然也不能免俗。在甘比亞入境的時候,碰到有人來檢查我們接種黃熱病與腦膜炎球菌的預防注射卡,還好當時帶著那張卡片,否則聽說會被罰。當地瘧疾十分猖獗,所以三位膽小如鼠者一下飛機就拼命噴防蚊液,往後數天身上都帶著那刺鼻的防蚊液味道。到頭來,還是被蚊子咬了幾口,大概不是防蚊液無效,而是沒有人會將那種東西噴在臉上,所以臉部被咬了幾口。
 
奴隸島之行
 
在塞內加爾第一天碰到假日,眾人偷閒參觀奴隸島,那是昔日買賣黑奴的地方。在港口等待上船的時候,有人來問我們是否要搭船,聽我們答是之後,就按了一下她手上的計數器。當時塞內加爾剛發生一個超級船難事件,有艘滿載千餘人的渡輪沈沒,只有幾十人生還。導致這麼大傷亡的原因包括:1. 超載數百人(記得陪我們的鄭秘書說那船的載客限制是四、五百人) ;2. 船底層之車輛沒有加以固定,船一傾斜就被移動的車輛加速翻覆,使得船艙裡的人沒機會逃生。看到搭船前計算客人的動作,我們在想那可能是船難後的補正措施。聽說這次船難使一些內閣成員下台,這可算是民主的一種表現。如果是在台灣,我想閣揆不遞辭呈是不行的。

在奴隸島走著的時候,有個小販跑來指著我帽子上的國旗,高興地說他見過我們的總統,原來阿扁總統前不久才去過當地。那天搭船去奴隸島快靠岸的時候,見海裡有幾個小孩伸手朝我們大叫,隨行的鄭秘書解釋那是要我們投錢幣到海裡,他們可以潛水去找,我們也才知道總統來訪時曾發生一個新聞媒體的誤會事件。聽說當時有位隨行的企業家見狀,就大方地把鈔票丟到海中,結果被記者描寫成台灣人財大氣粗丟錢到海裡,要小孩跳海去拿錢。

接下來是十分緊湊的拜會行程,每天都要跑很多單位,包括當地衛生單位與國際援助單位,後者還真不少,像是Unicef、GAVI、PATH、BASICS、WHO等。這些忙碌的行程有勞當地大使館鄭弘基秘書(塞內加爾)與梁洪昇秘書(甘比亞)一路隨行,吃的、住的都有人料理,塞內加爾黃允哲大使與甘比亞林俊義大使也都請我們吃飯並給予許多協助,讓我們有備受禮遇的感覺。
 
政治與現實
 
塞內加爾與甘比亞均位於西非,塞內加爾呈倒C字形環繞著甘比亞的北、東、南三面,兩國在西邊均臨海而各有自己的海港。兩國人民本來同文同種(實際上是幾個種族聚集而成,並非單一種族),因為塞、甘以前分別是法國與英國的殖民地,所以在政治上變成兩個國家,使用的主要語言也分別是法語與英語。前者讓我們吃足苦頭,因為拜會過程中所有溝通都需要駐外人員翻譯,講英語一分鐘就結束的事情在塞內加爾可能需要十分鐘。此外,常覺得塞國人員唧唧呱呱講了好久,負責翻譯的鄭秘書卻只翻出一小段話,然後說其他一堆都是場面話。

後來到甘比亞拜會時,當地一位衛生官員告訴我們,他們跟塞內加爾永遠無法好好溝通,因為「他們講法文的老是talk、talk、talk,講了半天還是沒有結論,也抓不到重點,重點只在於他們很會講話。我們則是有多少事講多少話,不會光說不練。」對照我們在塞內加爾的經驗,大家都心有戚戚焉地大笑起來。

對於這種相同種族分成兩國的情形,我曾好奇地問鄭秘書,當地會不會有統獨問題。原來這兩國在1982年曾經結合成一個叫做塞內甘比亞(Senegambia) 的邦聯政府,但在1989年就分開了。那是因為塞內加爾想當老大(因為他們的地比較大、人比較多),資源分配或許有些不均,所以甘比亞覺得還是自己管自己比較好。自己在想,或許語言的不同與分隔多年以後的文化差異(例如那talk、talk、talk的習慣)也都是因素。事實上,目前塞國南方有叛亂組織想要獨立,原因是他們認為政府重北輕南。

這些事情讓我想到一個固有的想法:是否能組成一個國家,並非歷史血緣因素就可以決定,很重要的另一個因素是現實利益的考量。對於統獨之爭,我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如果哪天有外星人來攻打地球,那還有什麼統獨之爭?到時候全人類自然會形成一個地球國,因為地球人有著共存亡的現實問題。後來看到電影「ID4星際終結者」裡,有個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聯手對抗外星人的畫面,讓我不禁為自己的「先知」會心一笑。在現實世界中,一個種族如果區分為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專制兩種體制,能否統合將無法憑藉相同的血緣與歷史,其關鍵將在於現實的制度是否能被雙方接受。
 
失去身份的台灣
 
在塞內加爾拜會的過程中,有一件事讓我們感觸很深。那是在拜會當地世界衛生組織代表的時候,那位代表說有事,所以並未親自跟我們面談,當我們想跟那位代表合照的時候,他搖手拒絕。任何一個小不隆咚的國家都可以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子,必要時也都可以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援與協助,但熱心幫助別人的我們卻連拍個照都不行。心有餘恨的我們來到甘比亞以後,自然也要拜會當地的世界衛生組織代表。互相交換意見以後,還心有餘悸的我們怯生生地問可不可以拍合照,他很大方地張開雙手迎接我們。還好,並不是所有人都那樣亂七八糟。

以前曾經有記者問我,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對我們有什麼好處?想來的確沒什麼好處,尤其對一般民眾而言。但是,我們努力從事於防疫工作、努力於幫助別人,卻是世界衛生體系外的一個無名氏,我們失去名字、也沒有身份。如果我們自暴自棄,放任重要傳染病疫情不管,那受害的將是全世界。如果我們沒有配合世界衛生組織的政策去根除天花、去消滅小兒麻痺,全世界怎能根除天花?世界衛生組織怎能宣布小兒麻痺在西太平洋地區已經絕跡?一個被抹去身份的人當然要力爭該有的名字,這並非我們能否得到什麼好處的問題。
 
台灣走出去
 
被孤立的台灣不得不想辦法走出去,我們能夠作的很有限,此行目的之援助友邦則是其中之一。在走訪各地拜會的過程中,有些單位大多在回答我們的問題,有些單位則提出一堆需要幫助的地方希望協助。不管我們是否能夠做到,我覺得他們應該都會記住台灣這個朋友,而我們也實地瞭解了當地的現況與需求,或許更能掌握對他們最有幫助的方向。以此觀之,我們走出去考察應該是正確的決策。就好像一般人所說的「見面三分情」,寄個幾百萬支票給人家,他們心中會知道有個叫做台灣的地方,那邊的人好像很闊氣,至於其他則一無所知;見面後跟他們討論,他們會覺得台灣真是個好朋友,而且那錢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台灣常常經援友邦,其中很多大概只是付錢而已,這樣交朋友的效果大概有限。在塞甘行之中,許副局長遇見幾位曾經來過台灣參加防疫研習會的衛生官員,他們滿口稱讚台灣,也都變成台灣的好朋友。所以外交應該不只是援助金錢而已,有來有往的實際接觸會讓我們的朋友愈來愈多。就好比說,寫信交的朋友叫做筆友,上網聊天的叫做網友,比來比去,他們都不如身邊常常見面的朋友。
 
簡陋的醫療環境
 
為了瞭解當地的醫療衛生狀況,我們走訪了基層的衛生單位,也去過幾家醫院,覺得其軟硬體都未達應有水準。因為兩國經濟貧困,所以包括疫苗在內的費用常需要外國協助。為了達到消滅小兒麻痺等全世界防疫目標,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很多單位都不吝給予幫助,在當地努力提升預防接種的普及率。因為麻疹在那邊是很嚴重的問題,而且非洲的研究顯示維生素A可以減輕麻疹嚴重度,所以他們的預防接種項目中特別有一個讓嬰兒吃維生素A的規定。我發現他們在打疫苗的時候並不使用酒精棉花,連擦都不擦就在手臂打下去,然後用一個乾乾的棉花球按住注射部位。我特別問一位打針的護士,這樣打會不會引起細菌感染,她回答”It’s very rare”。心裡有點懷疑是否有人研究過,有志於到非洲研究的人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題目。

看過幾家醫院的感想是設備簡陋、衛生狀況不良。整體來說,台灣的便利商店還比他們的醫院乾淨多了。那邊沒有電腦斷層攝影等檢驗設備,新生兒加護病房只有氧氣筒而沒有呼吸器。如果遇到十分嚴重的疾病,我們的外交人員大概得跑到英、法等國家去就醫。因為缺乏空調設備,當地又十分炎熱,所以常看到一堆住院病人跑到病房外面納涼,躺在床上的就剩跑不動的重症病人。

當地兒童最常見的嚴重疾病包括瘧疾、肺炎與腹瀉,營養不良十分常見而與嚴重病情有關,愛滋病感染率不像某些非洲國家那麼高。看那邊有很多罹患瘧疾的兒童住院,但並沒有掛蚊帳,想來有點恐怖,沒病的人進去可能就生病了,一行參觀人等還是早早離開為妙。
 
醫療給付與醫療環境
 
醫療環境的簡陋跟當地的經濟不佳當然有關,同時他們的衛生人員也抱怨政府的醫療支出比例太低。當地醫療事業大多屬於政府,民眾只要花很少錢或甚至不必花錢就可就醫。如此一來,醫師的收入變得很低,這樣會導致醫師人力的嚴重短缺。因為塞、甘兩國都沒有醫學院,所以必須送學生去國外習醫。但因為該地醫師收入太低,所以學成的醫師沒一個願意回國服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有興建醫學院的打算。但筆者在心裡有些懷疑,他們的師資與設備是否足以訓練出良醫?即使在醫學教育上沒問題,醫師收入太低的問題仍將嚴重影響當地醫師留下來行醫的意願。醫師短缺的問題在塞內加爾好像比較嚴重,甘比亞則稱他們把台灣每年固定支援的醫療衛生經費都用來僱請古巴籍醫師,這才知道台灣有些經援跑到古巴人口袋裡了。

除了公立醫院以外,兩國也都有些自費診所或醫院,其設備當然比較好,但貧窮人家是沒能力去看病的。想一想現況,在台灣生病的人還真幸福,有那麼好的醫師與設備,還可以整天吵著不可以提高健保費率,並嚴格規定不可以自費,因為「所有收費都已經涵蓋在健保給付裡面」。衛生署一提出自費門診的構想,就有正義化身的立委跳出來罵。萬一醫師急救失敗,還可以把醫師告上法庭去出一出氣。
 
服務與奉獻
 
非洲國家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大概無法很快解決,但站在一個友邦的立場,或許除了金錢以外,我們還可以作些其他事。當地並無適當的醫療訓練機構,而我們在馬拉威剛建立一個設備新穎的母祖祖醫院,只是還缺乏醫療人才進駐。如果我們能把那醫院擴充成教學醫院規模,幫助各國訓練醫護人員,那將是非洲各國的福音,也將是台灣的一大成就。許副局長與我都有這種想法,但我自己心中卻覺得這種事困難重重,主要的問題將是如何去找很多醫學相關科系的教師來幫助訓練。

我們去拜訪英國設在甘比亞的醫學研究院(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的時候,主持人MaAdam先生說那邊有很多研究題目,也有很好的研究題材,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在那設立了很多疾病監視的機制,可以作包括疫苗在內的各種大規模全國性研究。後來他提到他們已經有來自二十幾個國家的研究人員,也希望有來自台灣的人才在那邊作幾年的研究訓練工作。後來跟駐甘比亞林大使提到這件事,林大使也認為台灣有熱忱的年輕醫師應該去非洲工作幾年,不但幫助國家的外交工作,也是個人的一番歷練。

自己認為最近年輕人服務的熱忱直線下降,這種出訪非洲的事情恐怕找不到很多年輕人參與。以前某雜誌調查發現醫學生願意從事服務的比例偏低,招致很多議論,認為醫學生該好好反省。那些批評的人不知道這其實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醫學生只是這種社會現象的一部份,該反省的是整個社會。在社會開放以後,大家都強調自我權益,過於強調個人的結果導致無私觀念的淡化與服務熱忱的消失。林大使說當年他看過史懷哲的故事以後,就跑到非洲去作幾年變色龍研究,而這段歷練是他人生過程中極為重要的經驗。或許,我們該回頭看一看前人所走的腳步。也或許,這是當初我不假思索就答應塞甘行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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