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林恩魁，1922年2月1日出生在高雄縣一個貧窮的漁村茄萣，今年已是86歲的老人了。這本口述傳記不是要控訴什麼，只是真實記錄我走過來的一生，讓活在台灣這一塊土地的人，多少認識我們這些經歷過三個完全不同殖民政權統治的人，到底我們內心感受、體驗的是什麼？
我的生涯很平凡無奇，假如我比別人多一點戲劇性，那也不是自己刻意安排或預想得到的。經過23年的教育，從小學到醫學院二年級，全部接受日本教育，我後來成為一名外科醫生，其中只有最後二年是戰後在台大醫學院完成的。
終戰時我23歲，因為台灣當時由日本統治，所以日語幾乎成為我最熟練的母語，但是我知道日本人把台灣人當作殖民地二等國民看待，因此終戰後，我始終堅定地想為台語找到表達的出路。我堅持漢字台語寫作，後來翻寫聖經也堅守這個信念，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血緣、親情和鄉愁。這種情結很難用文字詮釋，但是這本口述傳記整理的時候，破例用漢文記錄。這不是我晚年「變節」，而是想讓年輕一代多了解一些我走過的動蕩時代。
我曾用福佬話寫過一萬字左右的簡述──《我按呢行過變動的時代》，此書2006年8月由一橋出版社印行贈送親友。這篇文章曾在我的家人、親友中傳閱，也有機會在教會做見證時或在我教授的「台語」課堂上拿出來和大家分享，當然這短短的篇幅不可能傳達或記錄太多什麼。
如果人生是登山者一步一步攻頂或是討海人風浪起伏的航程，我知道自己的終程已近，剩下的日子，都在上帝的數算中。我心裡沒有驚惶，我懷著平靜的心情等待回家的日子。
28歲到35歲我曾經和許多難友熬過一段可怕的試煉，我僥倖從生死線上活下來。戰後228事件以及後來長達38年的恐怖噤聲年代，人民過的是威權統治下一言堂的日子，誰能有機會表達心中的感受呢？近年來這一段悲慘的歷史陸續有人整理出土，事實上大家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記得有人說過一句弔詭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所得到的教訓是：人類從來不記取歷史教訓。」當我翻讀《自由的滋味》、《被出賣的台灣》、《台灣─苦悶的歷史》、《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幽暗角落的泣聲》、《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風中的哭泣》上、下冊、《我在綠島2312天》、《福爾摩沙的呼喚》、《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白色封印》、《不堪回首戒嚴路》……和各縣市文化中心出版的口述歷史，心中回想那些和我一樣經歷過黑牢歲月的難友，彷彿看到他們青春的形影，重溫他們的名字，其中大多數是連一面都沒有見過，也不相識的陌生人，他們先後在獵捕逃亡中喪失了生命；也有許多人在坐牢判刑或送往火燒島坐牢之前就在馬場町、荒郊野外或台灣任何一個不知名的鄉鎮小巷被處決了。我在綠島待過七年苦獄，即使和我在綠島同時生活的難友，那時真正交往的，也只有幾個人而已，雖然知道自己的刑期，但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能否活著回來與親人見面。
日後，當我看到《紐倫堡大審》、《辛德勒名單》、《消失的一九四五》、《戰地琴人》這一類電影時，往日那一段不知明天命運將如何的驚心歲月，立刻一一浮現眼前，令人不寒而慄。
德國文豪歌德（J. W. Goethe, 1749-1832）曾說：「任何人只要早生或晚生十年，就他個人的教育和行動的範疇而言，大有可能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認為這位不朽的文學家是因為幸運降生在十八世紀中葉德國的大城法蘭克福，而又在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文明步向輝煌的時代離開人間，才會有這種想法。試想：歌德如果降生在二十世紀獨裁者列寧、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蔣介石、佛朗哥的時代，許多人其實在誕生時就註定在頭上蓋上死亡的戳記，因為人類在二十世紀發生了一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韓戰、越戰、福克群島戰役、二次波斯灣戰爭……人類用愈來愈現代化的武器互相屠殺。歌德如果不幸降生在這個時代當然會為他的話做全盤的修正，因為這些獨裁者手中操有生殺大權，一個人降生的年月，如果不幸碰上這些大獨裁掌權的時代，他個人的命運和人生藍圖必將截然不同。
童年時代，我對自己的故鄉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因為六歲時我就被母親帶到印尼，與在那裏經商的父親相會。父親當時從事的是蚊帳、纖維、紡織這一類的布商生意。對故鄉茄萣的認識是我長大以後聽長輩說起而逐漸串連起來的。
茄萣鄉那裡的居民，在二十世紀初期，就像台灣其它海邊的漁村一樣，十之八、九過著靠天吃飯的日子。除了種些稻米、地瓜、花生、西瓜維生之外，一半的時間是出外討海。他們經常坐上簡陋的竹筏，四個人撐著竹篙，到離海岸約一、二小時遠的地方捕魚。如果遇上大風大浪，每一次出海幾乎都有搏命的危險。竹筏上使用的是簡單的簍筐（連魚網也沒有），手指常常凍得失去知覺。一旦看到遠天的雲腳起了變化，就得提高警覺，快速回航，如果看到巨浪襲到船邊，也得趕快割斷簍筐的纜繩，升起半截油布帆，利用風勢逃離現場……
也許因為生活這樣赤貧，我的父親才會想離開茄萣到印尼去謀求發展吧。我出生時是1922年，當時日本已經治台27年，比起逐漸邁向現代化的台北、台南、台中、高雄、新竹等各城市的生活，這個漁村當然仍屬偏僻、貧窮、落後的村莊。
我的父親林朝和，在故鄉茄萣讀完六年公學校（日本子弟則就讀小學校）。這個學歷在偏僻的鄉村應算高學歷了。我之後回想，林家子孫後來能走出祖先漁民和農耕生活形態，主要是因為接受教育而且重視教育的緣故。我的大伯林朝棟大父親十歲，當時在小學教書，他有遠見也留心要替弟弟找一個好對象。大伯後來在村裡的孩子中發現一個聰穎、漂亮的女生──王雀，她功課好、能力強，便認為這是林家將來的最佳媳婦人選。王雀比父親小五歲，據說她在襁褓時代，我父親還揹過她。後來等王雀從公學校畢業，林家就託媒人去說親，而且林家還希望她能再多讀點書，突破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舊觀念，把它做為結婚的先決條件。
這段姻緣成功了。林朝和與王雀婚後生下的第一個男孩便是我。成家以後，父親想想在小漁村待下來大概沒有什麼前途，便隻身搭船去印尼經商。母親為了配合父親並分擔家中的生計，又去台南醫院「產婆補習班」上課，接受正規的訓練並取得「助產士」執照。這在那個「古早」時代，幾乎可以看作和現在護理學院正規培育的護士相當的學歷，但她們做的工作卻是和婦產科醫生一樣的「接生婆」。
我所以不厭其詳地在這裡談到母親的學歷，是因為長大後我才知道生育我的母親，在血緣和資質方面是構成我的絕大部分，父親對我的影響反而不大，這或許是我們缺少「父子緣」；母親的早逝，對我造成的打擊，後面我會提到，父親的續絃，對長子的我和妹妹、弟弟們當然影響更大。
名作家蕭乾在將近八十歲時完成一本精采的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這位1957年被毛澤東劃入右派的作家，後來經歷了文化革命的浩劫，前後幾乎封筆30年，秉性溫厚的蕭乾在追憶文革浩劫的歲月時這樣寫著：「我感到人這種動物，倘若沒有『法』的制約，對同類發起狠來，誠然比猛獸更為凶殘。我痛恨世上一切靠特務及暴力來維持的統治。」事實上，1945年終戰被國民黨接收的台灣知識份子，在蔣家父子獨裁專制統治下，同樣經歷了38年戒嚴時代，福佬話、客語、原住民的母語全部禁止，全台灣長期進入荒謬的一言堂，過著「反共抗俄」的噤聲歲月！整整半個世紀，台灣後來雖然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可是學生在國民黨全面洗腦的獨裁威權統治下過著與外面世界完全隔絕的日子。1970年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台灣的彭明敏教授，歷經23年海外流亡生涯和備嘗艱苦的台灣獨立運動，1992年才又踏上故土。當年英姿煥發，曾是母校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的彭教授返鄉後回到台大法學院做了一場精采的演講，他感慨萬端的說：「台灣經過將近50年的獨裁統治，事實上有如冷戰時代鐵幕中的共產國家，我們和處在波濤洶湧的其他國家相比，台灣正如一泓停滯不動的池水，完全和國際急遽變化更新的思潮脫節……」（大意如此，這場演講曾發行錄影帶）
至於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經歷了更嚴酷、更殘忍的屠殺、勞改與迫害，於1966年8月18日揭開序幕，長達十年的「文化革命」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扭曲人性、違反天倫的悲慘鬧劇！其影響迄今仍是中國歷史中湧動的暗流。
讀者如果仍對彼岸的中國極權統治存有一絲幻想，我向你們推薦下列幾本著作，保證你們看了以後，會禁不住這樣哀嘆：「感謝上帝，我沒有經歷文革時代（1966-1986）那樣翻天覆地的動蕩年代，因為即使存活下來，身心經過這樣一番摧殘，事實已經和死亡沒有什麼兩樣！」
這幾本書比經過修剪掩飾的正史和官方報告更接近真實，也更教你恐怖沈痛，它是蕭乾《未帶地圖的旅人》、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五本書下筆時保持相當程度的客觀與廣袌的視野，所以閱讀時更加教人不寒而慄！
二、
童年時代
父親當年落腳的地方是印尼現在首府雅加達（當時稱Batavia，以下為方便簡稱「吧城」）。當時印尼尚在荷蘭統治管轄之下，其地理位置位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主要由爪哇、蘇門答臘等五大島組合而成。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居住在爪哇島。氣候屬於赤道多雨熱帶，全年只有雨季與乾季之分。四月到十月為乾季、十一月到三月為雨季。當地使用印尼語、英語、荷蘭語、地方語言和當時少數日本人使用的日語。
我與母親第一次搭船前往印尼，渾然不知我要去的是東南亞一個島國，和台灣一樣同屬也是別國的殖民地，唯一的差別是當時台灣由日本統治、印尼則由荷蘭統治。六歲的我到印尼上小學，當時身分也應該算得上是「小留學生」吧！父親赴印尼經商，拿的是日本護照。當時日本在當地吧城設有領事館，館內有一所迷你型「日本人小學校」，於是我就順理成章成為該校的一名學生。一年級到六年級，全校學生不到三十人，我的班級只有四個學生（男女生各二人）。
跟著母親下船，見到來接船的父親，心裡卻有一種陌生感，眼前所看到的景色和故鄉截然不同。跟父親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後才發現，他平常忙著做生意，一年中多半時間都在印尼、新加坡一帶奔波；母親也忙著自己助產士的工作，早上送我上學以後，就很少有時間管到我了。
最初到吧城的幾天我不敢和父親接近，整天糾纏著母親要她帶我回台灣。我常常一大早起來就跑到附近運河的橋上，呆呆望著來來去去的小船，根本不想回家，有好幾次都是家裡叫女傭來叫我回去的。
母親沒有去接生的日子，也要陪父親在外面做生意、應酬。初到印尼我因為人生地不熟，雙親出門後，我就一個人乖乖關在房裡。
不久，等到我和附近的孩子混熟了，我的天地很快擴大了，膽子也漸漸壯起來。我上午學校半天的正課變成副業，放學後與同伴在外面遊蕩變成了正課，甚至經常玩到晚上八、九點才回家。
七、八歲時玩的遊戲有：放風箏、騎竹馬、彈彈珠比賽等。放風箏的玩法和台灣小朋友的玩法不同，製造風箏的方法也完全不一樣。首先要把玻璃片刮到像白粉一樣細細的，然後摻上一點樹脂和水攪拌在一起，再把它加熱到沸騰變成一團，這時放進風箏線，用手慢慢抽出線來，玻璃粉就會黏在線上。放在陽光下曬乾，於是就變成可用的風箏線了。
拉著這種線放風箏，然後在空中的兩個風箏有如戰鬥機在空中展開大戰，最後有一方的風箏線斷了，風箏很快地從空中飄落地面，這一方就算輸了。這種玩法很新奇、有趣，它成為我童年時代美好、鮮明的回憶……
等到三、四年級，我變本加厲，遊蕩的範圍擴大了。吃過晚飯，我和一群玩伴，偷偷搭上免費的馬車（當時吧城的規定有如今天的新加坡，一律不准空車進入繁華鬧區，以免妨害交通的流暢）。玩伴中有一個孩子的父親，在鬧區開了麵食小吃店，我們通常在麵店先接受一頓免費招待，然後呼朋引伴去露天電影院看電影。有一天，也是晚上八、九點時分，我溜回房間時，終於被父親逮個正著。他發現事態嚴重，狠狠地給了我一頓毒打。
這種適時採取的體罰，對於我應該是當頭棒喝，無奈這時我已陷入泥淖頗深，積習一時難以拔除。
後來我的三個妹妹：雅雅、麗麗、敏敏相繼出生。父、母親看到這個家中長子遊蕩成性，不知上進，整天在外面廝混，這樣林家日後還有什麼希望？
當時統治印尼的荷蘭人，純粹把印尼當作會生金蛋的母雞，並沒有像日本人在台灣全面創立小學、中學、商科、農業職校、工科職校等教育機構，甚至在台北又創立了形同大學預科的台北高等學校和台北帝國大學。即使把它視為日本皇民化的殖民政策，教育仍是日本半世紀殖民統治留給台灣人最大的資產。
即以當時的吧城來說，附近也沒有像樣的學校可以就讀。父親從長計議，想到雖然遠從台灣來異國經商，創立了一番事業，但是如果孩子不成材，一切不都是落空了嗎？
我小學四年級課程結束後，父親做了影響我一生最重大的決定。他交代忠誠的夥計文楷叔把我帶回台南繼續完成學業。回想起來，與我父子情緣不深的父親，幸好能夠當機立斷，否則我以後可能在印尼成為一個混混，身為林家長子的我如果沒有回來台灣接受教育，我真的不敢想像自己會變成社會上什麼樣的人，至少可以斷言我恐怕不會踏入人生的正途。
三、
小留學生
印尼吧城五年，日本小學校讀到四年級，我在學校讀的課本是日本語。在當地生活期間我也聽他們講印尼話、荷蘭語，回到台南時我再度以「小留學生」身分進入與日本子弟共學的南門小學校（今天建興國中舊址）。50個人的班級中，多數都是日本人，台籍只有四人而已（黃天橫、楊俊哲、蔡廷陞和我）。在學校當然都說日語，但是離開學校，則在日常生活中又恢復講母語福佬話。
離開吧城那一天，母親送我到月台搭火車，情形與五年前初抵印尼時相仿，只是時空顛倒過來，這回輪到我捨不得離開印尼的家，尤其是要和母親分別。
等我坐進車廂的座位，我知道離別的時刻到了，我隔著車窗看著淚流滿面的母親。
火車開動了，母親在月台上不斷地揮手，她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後完全消失了。與初次來印尼時一樣，文楷叔這一次又帶我到港口搭船回到台灣。
起初在一個遠親家安頓下來。開始住下來幾天，我就嚐到「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的滋味了。這時我發現自己不是付租金並在這裡搭伙食的少爺，而是要替屋主帶孩子和打雜的幫手。我要替這個遠親用布巾揹著週歲的嬰兒，如果有人發現嬰兒在我背上哭了，他就責怪是我故意偷偷捏他、打他。吃飯時，偶爾碰上節日桌上有一盤豬肉，他們就先開口：「這一樣菜你不敢吃吧？」我聽了這禁令，當然知道話中的含意，絕對不敢移動筷子去夾它了。在這屋簷下，每天過著心驚膽顫的日子，此時我才體會離家的日子是何等難熬！每當思念慈母，心情鬱卒時就會躲在房裡暗自啜泣。
記得有一天晚上，有一個好心腸的鄰居姊姊（顏兆億的大姊）看到我孤單寂寞，便帶我去參加台南市大正公園（今改為民生綠園），當時正舉行的跳日本節慶舞蹈的同樂會，那種溫暖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還很窩心。
從印尼回來轉入台南南門小學校就讀五年級，文楷叔替我買了學校的制服、體育運動褲、日用品、文具、教科書等，他不清楚男女生運動服有何分別。有一天上體育課，我換上體育褲，結果走進運動場，一群同學圍上來盯著我看，其中一個調皮的同學靠近我來拉我的褲管，把橡皮筋拉一下又放一下，嘴裡不停地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是什麼東西呢？」圍在一旁的同學們看了立刻哄堂大笑。後來才知道這個同學故意要出我洋相，因為文楷叔替我買的是女生穿的燈籠褲，褲腳藏著伸縮的橡皮筋，難怪同學們看我出糗時全部笑成一團。哈哈！竟會有一個「怪胎」穿著女生的燈籠褲來上體育課，真好笑，簡直比看到卓別林耍寶更有趣！這時我真恨不得在地上找一個洞讓我鑽進去，但是沒有辦法，只好站在那裡任他們揶揄取笑。
我南門小學校五、六年的級任導師是日本人藏原先生（原諒我，我未記下他的全名）。他是我一生中難忘的恩師。我們這一代受日本教育的台灣子弟，有不少人是在求學的不同階段遇到這樣的先生（日語稱教師為「先生」）。他教學認真、嚴格，更難得的是他對學生充滿愛心，學生在他諄諄教導之下，國語、算術、自然、歷史、地理等課程都打下紮實的基礎。
有一次我坐在教室裡上課，忽然渾身顫抖，牙齒喀喀作響。藏原先生看到我臉色蒼白，身體抖個不停，誤以為我這個過慣南洋熱帶氣候的小孩怕冷，就走到我身邊叮嚀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去曬曬陽光。可是曬了一陣，情況看起來也沒有好轉，後來才知道我罹患了瘧疾（Malaria），俗稱「打擺子」。如果染上這種病，發作時身體就會這樣因為發寒渾身抖個不停，治這種病當時最好的藥就是服用奎寧。
1895年日本打了「甲午戰爭」，李鴻章簽下了「馬關條約」（下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那時各地普遍衛生條件教育未上軌道，日本駐紮台灣的士兵、教師、工程師，死於傳染病如：瘧疾、傷寒、霍亂、肺病、瘟疫等惡疾的人為數不少。後來由一位醫生替我對症下藥，治好了瘧疾。
記得六年級（日本學制一學年為三學期）的某一天晚上，這一家屋主全家大小外出，留我一個人在家溫習課業。可能一時精神不濟打一個盹兒，結果踢倒放在桌旁的尿桶。慘啦，整個尿桶噗嗵一聲翻倒地上，當時我真的嚇壞了，連忙跑到外面來回捧回泥沙吸乾尿水。雖然做了善後工作，我還是擔心他們回來會聞到這股尿臭味，渾身嚇出不少冷汗。後來屋主一家人回來，聞到滿屋揮之不散的尿臭味，果然十分不快。這件意外事件，差點叫我嚇破膽，我清楚聽到自己的心臟「碰、碰」跳個不停。寄人籬下的生活，在我少年時代的心靈中留下鏤骨銘心的苦澀回憶。
小學五、六年級這一段日子，每逢星期六，我抓住機會就趕回茄萣去看外婆，而且會在漁村棲宿一夜，外婆最疼我這個長孫，也會塞一點零用錢給我。到了暑假，我就有一個多月的假期，住到鄉下好好溫習功課，後來上了中學也是如此。我甚至利用假期的餘暇織魚網、漏夜撿豬屎，幹各種粗活掙一點零用錢，後來外婆過世後，我就不好意思開口向阿姨要零用錢了。
父親在印尼經商的時候，家裡還有母親助產士一筆穩定的收入，印尼幣值和當時台幣是一比五，我們一家人在印尼的生活算是相當不錯。家裡為了我的前途著想，把我從印尼送回台灣當小留學生，這個重要的決定無論是否正確，對於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在外獨自生活，寄宿在一個冷漠相待的遠親家裡，不時要小心察顏觀色，看看自己有沒有犯下任何差錯，這種磨鍊倒是使我早熟不少。
人只有在晚年回首時才會漸漸了解，人生確實是一趟往而不返的旅程。我們每一個階段某一個決定，小時候或許由長輩或父母決定，甚至哪個時代的歷史時空裡一旦有一樁重大事件發生，往往會左右一個人日後的人生藍圖。而求學時代，雖然後來的成就選擇多半緣於自己的資質、努力和性向，但過程中又會不斷地產生變數，可是我們碰到的老師、貴人、挫折及偶發事件，未嘗不會使我們的路標產生相當程度的轉折。不過有一件事至少可以確認，「三分人事，七分天」，這句古諺也有幾分真理，強者可以改變，甚至創造命運。在我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人生不可解的變數，我把它交託給神。人不管多麼有自信和能耐，個人力量畢竟有其限度，縱然你雄心萬丈，自以為人生沒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要學習謙卑，時時刻刻自我反省。回顧人生路，我常懷著感恩，常常想到在不同階段，我交到的朋友，認識的同學，幫助過我，甚至傷害過我的人，我心中只有體諒與寬恕，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有弱點的人。德蕾莎修女說得好：「愛的反義字不是恨，而是冷漠。」日後成家後，無論開業醫生的工作多麼忙碌，我一定不讓自己的孩子，在成長的年代，錯失與父母親共享天倫之樂的機會，這種執著應該和少年時代自己的成長有莫大的關連。
四、
受 洗
不久我以優秀的成績從小學畢業，並考入當時以台灣子弟為主的州立台南二中（日治時代台灣分為台北、台南、高雄、台中、新竹五州）。日本子弟就讀州立台南一中。我的母校戰後改為台南一中，日人就讀的中學卻改為台南二中。
談到戰前日本教育制度，可說全面模仿歐洲學制，尤其以德國為主要學習對象。小學六年，中學五年與中學同級的高等商校、農校、工業學校也是五年制，高等學校（等於大學預科）三年，畢業後可考台南高工（現在成大前身）、台中高農（興大前身）、台北高商（台大商學院前身）。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相當難，畢業後可以投考帝國大學或進入一般大學（日本本土有六所帝國大學，台灣一所、韓國一所）。日治時代如果小學或公學校畢業，家境無法繼續上中學者，可在原校再受二年高等科學業，並可領到畢業證書，約等同現在國中二年級的程度。當然國小六年畢業未考入中學者，也可以在原校讀高等科，但讀一年者考上中學，則不發高等科畢業證書，畢業後晚間可上青年學校一年，共計九年義務教育。但是當年接受小學六年或九年教育的人，現在都已是75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能像一般日本國民毫無困難地欣賞NHK電視節目，也能以日文閱讀許多不同領域的日文書籍並吸收新知，其程度之高足以讓現在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知識份子為之汗顏，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日本教育的品質管制之嚴格和成功之一斑。我結束了與日本子弟共學的小學六年學生生活，開始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主，日本子弟較少的中學，即開始感受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被日本人統治的殖民地居民，是他們眼中的二等國民。
中學一年級時我住學寮（宿舍），星期六我常會邀表弟和我相伴回故鄉茄萣，住一個晚上第二天才回到學校。這時疼愛我的外婆已經過世，心靈上感到十分孤單，父母和三個妹妹都遠在印尼，孤單在外的生活，使我必須學習獨立面對人生的種種考驗。
週日從茄萣回台南途中，我會經過喜樹仔到「灣裡長老教佈道所」，順便進去看看教會做禮拜的情形，這是我第一次開始和教會接觸。迷途的羔羊看到教會溫暖、和平的氣氛，有如一個大家庭，這種兄弟姊妹般的親情立刻把我吸引住了。我開始固定參加週日禮拜，也勤讀聖經、唱讚美歌。我也是在這裡認識好牧人王興武傳道（後來封牧為牧師）幾年前我在《台灣教會公報》看到王牧師度過百歲誕辰的消息，他和羅東教會牧會的王英世牧師，是台灣長老教會大家熟悉的美談，夫婦都是牧師，兒女也都是牧師，打電話去公館找牧師時一定要說出全名，否則一定會弄錯對象。他是很有愛心的好牧人，他發現我父母不在身邊，王傳道就叫我住在灣裡佈道所，我接受了他的美意，在佈道所住了兩個禮拜。我細心觀察王興武傳道夫婦每天如何虔誠、謙卑地事奉上帝。他們的愛心一步一步帶領我認識萬能的主。
有一天王傳道問我是否願意受洗成為一個基督徒，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好，我願意。」不久我就依照王傳道的安排去台南太平境教會由施鯤鵬牧師為我施洗成為基督徒──這一年我十四歲，當時是州立台南二中一年級的學生，與我同日受洗的還有同班同學也是一生的摯友楊東傑。他後來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慈惠醫科大學，曾在台大醫學院、馬偕醫院服務過，並擔任台東醫院院長，現已退休住在天母。自從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以後，我在身心方面確切感受到自己是一個重生的人，不再感到孤單徬徨。我也常想：如果沒有宗教信仰，後來我在人生不同階段遭受的試煉，自己是否能堅強地支撐過來？每一次想到這裡，我都會懷著感謝，想到上帝差遣好牧人王傳道帶領我認識神的大愛。
幾年前盧俊義牧師在電視台「好消息」講述「路加福音」，他就提到王興武牧師和王英世牧師，時間真快，上帝保守這位好牧人王興武夫婦克享美壽度過百歲誕辰，如今五代同堂，子秀孫賢，一家人都見證了主的大愛。
感謝主讓我在人生的轉捩點上，遇到王傳道。如果沒有遇到他，我的人生將會黯淡很多吧！曹先生，你不是寫過《都市叢林醫生──郭維租的生涯心路》嗎？幾年前我們開始認識交往的時候，又因為蘇孟龍醫師的兒子和我小女兒由里的長子同學，結果我們同去淡水真理大學和郭維租、王彩雲醫師伉儷見面。郭維租醫師和我都是1922年出生，他是社子公學校畢業，考進台北二中。當時五年制的中學生，學業優秀的學生可以跳級在四年級課程結束時報考台北高等學校，郭醫師就是四年級考入台北高等學校。後來他的學長江萬煊暑假回來台灣，鼓勵他去報考東京帝大醫學部──因為他一路過關斬將，結果他早我兩年進入東京帝大醫學部。當時雖然不同年級，但因為東京帝大台籍學生不多，彼此也認識。二次大戰，烽火連天，他提早半年拿到東京帝大（戰後改為東京大學）醫學部的畢業證書，成為東京帝大最後一屆台籍畢業生，也是東京帝大醫學部第12位台籍畢業生。
我在這裡提這件事，不是要炫耀東京帝大醫學部的畢業生多麼了不起──它確實是日本萬千學子想要進去的名校，尤其是醫學部。但是我這裡說到這位學長郭維租，因為他和我同時代，而且他常常提到他在東京留學，最大的恩賜是因為東京帝大法學博士陳茂源學長引介能夠成為矢內原忠雄的入門弟子。
凡是對日本維新以後的「新日本」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日本無教會主義的始祖內村鑑三。全日本基督徒所佔比例不高，無教會主義的基督徒更少，但是內村鑑三以降的門生，出現了幾位影響日本思想界的傑出學者，矢內原忠雄是第二代，郭維租、高橋三郎則算第三代。
郭醫師就讀東京帝大期間，1943年3月16日他搭「高千穗丸」商輪回台灣省親，結果船在基隆港外被美國潛艇的魚雷擊中，這一次船難有一千人以上喪生，郭醫師是249人中之一的生還者，他認為上帝用太平洋冰冷的海水給他做了一次畢生難忘的洗禮。我想要強調的是郭醫師和我一樣，把接受信仰，成為基督徒，當作一生中上帝寵賜的最珍貴的贈禮，我也是這麼真切地感受這個恩典。
郭醫師逃過「高千穗丸」大海難，並向上帝許諾將來要以自己所學奉獻服務人群，他後來都一一做到了，而且86歲的高齡，還在翻譯恩師矢內原的著作，他辛苦做了半世紀的開業醫生，在大同大學和真理大學擔任兼職的校醫，培育了五個兒女，全部都是專業醫師（其中兩位牙醫師）。我後來因為1950年一場冤獄，判刑七年，送去綠島坐黑牢，熬過二千五百多個失去自由的日子；與郭醫師一樣，我們都是藉著信仰基督得救，度過了最艱苦的戰爭歲月。
人孤孤單單降臨世界，最後也是獨自離開這個世界，世上的榮華富貴轉眼成空，60年、80年，甚至100年，彈指而過，一切復歸塵土。人沒有信仰，豈不是有如孤舟入海，回想在綠島敲硓石古石、挑重物、做苦工的日子，我不知有多少次在思念親人，極端焦慮、充滿鄉愁的孤單日子中不停向上帝禱告，我在這種時刻更真切地覓取到神賜給的力量……
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生的轉折，我不知道，對我來說，一個人沒有宗教信仰，茫茫人海豈不是連羅盤都沒有嗎？而一個旅人身邊沒有這些重要的配備，他如何確定方向？對旅人來說這不是很危險的事嗎？
我出生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但1940年去日本留學時，戰火已經在中國遍地展開，到1945年日本敗戰宣布無條件投降時，我在東京帝大只唸完一半課程，卻親自經歷了美軍對日本本土的大轟炸，看到渺小的軀體隨時都有可能在分秒間粉身碎骨。身處戰亂時代，一個人完全沒有辦法預知自己下一刻能否存活下來！
然而宗教信仰卻提醒我：人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數算中，神的旨意決定一切，因此愛因斯坦、史懷哲這樣具有大智慧的人，時時會不經意地談到生命的神秘，對宇宙的每一樣事物懷著敬畏之心，只有無知的狂人，才會以為自己多麼偉大，用這個角度去判斷真假，也是八九不離十呢！
五、
一張石頭照片
離開印尼回到台灣轉眼過了四年。這時我已經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對母親的思念並沒有因為兩地相隔而稍減，反而更渴望母親慈愛的照拂。在印尼吧城度過的五年成為我一生魂牽夢縈的童年時光，這是我唯一享受過母愛的日子。
從我出生開始，父親就在外面忙著做生意，他的輪廓在我的腦海裡，只是維持一家之主稀淡的影像。我回台期間那幾年來都會定期收到家裡寄來的學費和生活費，信封裡除了支票通常還附有母親的親筆家書，這是母親和我親情綿長的牽繫，所以我們之間彷彿存在著奇妙的心電感應。
升上中學二年級的暑假，忽然接到母親來信，要我回印尼和家人團聚。聽到這個消息，我欣喜若狂。趕快把行李整理打包，訂購船票準備啟程。
四年和家人相隔兩地，因為焦灼的鄉愁加上親情的眷戀，拉長了「心理時間」，造成一種奇妙的錯覺，感覺上好像是分別了一段漫長的時光。台灣和印尼當時需要半個月的航程，站在輪船的甲板，望著碧海藍天，心裡想著就要見到的弟妹和父母親的影像。現在家裡除了我和三個妹妹又增添了大弟東雄和四妹娟娟。他們現在站著一列排開會是什麼模樣？
等船靠岸，吧城在望，見到來接我的母親，立刻迅速向前跑去投入她的懷抱。記得踏入家門時是中午時分，母親很快端出親手做的蛋皮潤餅，裏面夾著雞肉。這種久違的媽媽親手烹飪的特殊口味，看了不禁垂涎欲滴，真是朝思暮想的山珍海味！
九年來母親在吧城已是有口皆碑的著名助產士，常常有產婦從遠近不同的地方，預約分娩並指定要由母親接生。至於真正出去往診到嬰兒呱呱落地，前後大約費時十天左右，這個暑假我回印尼和家人團聚，母親出去接生時，她都會帶著我做伴，也藉此彌補四年來分隔兩地的無奈和思念。
母親和我坐在馬車裡，馬車急馳經過郊外時，沿路看到的是熱帶氣候青翠的鄉野，呈現出和台灣不同風味的異國景色。母親一路就會問我一些在台南唸書時發生的事。當我說到在外寄人籬下生活的孤單、辛酸，母親就流露疼惜的神情或發出輕輕的歎息。當她聽到我在佈道所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時，她又用充滿喜悅、關懷的神情望著我。
啊，我親愛的慈母，她的神情、臉龐、講話的語調到現在還鮮明的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父親停留在家的日子很少。學校暑假前後雖然有兩個月，但台灣、印尼來回航程就要扣除一個月，實際剩下的假期只有短短一個月。因為暑假中還有規定的功課，諸如搜集各種植物壓乾並做好標本等學校規定的作業。一邊也忙著這些習題，一邊準備下學期開學後要如期繳出的作業。
時間過得很快，眼看著暑假就要結束。母親一時福至心靈，或者是基於心電感應的預感？她刻意安排我回台灣之前，全家九人到吧城一家照相館合拍一張家族紀念照，但是一直到我離開印尼吧城前夕，在外地做生意的父親，歸期仍然不能敲定。母親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於是帶著我們六個孩子（二男四女），一齊在照相館留下了林家最有紀念性的一張「全家福」。
這一張「全家福」站在裏面的父親是由館內的職員，法國國籍的攝影師用獨門特技把他放進鏡頭裡去的。母親風姿高雅，儀態出眾，我穿著當時州立台南二中的制服，身為家中的長子，神情看來已是很有自信、精神煥發的中學生。前排由左至右依次為大妹、二妹、三妹和依偎在母親身旁的四妹，我的身旁則是小我十歲的大弟。當時小弟民雄尚未出生。
從這張照片的穿著可以看出當年華人、台商在南洋一帶奮鬥成果的一斑。尤其我的弟妹們，因為父親這時經商已有基礎，母親助產士也有相當不錯的收入，我的弟妹們在荷蘭統治下的印尼吧城度過華麗、安樂、多采多姿的童年。上學時有司機用四輪黑轎車接送，家裡母親專屬的女傭也有三人，負責烹煮和家中雜務。我們住在一幢寬敞的洋房，與當地人毗鄰而居。記得家前有一條小溪潺潺流過，隔壁就是咫尺在望的回教教堂，對面則是宰殺羊的屠宰場。
這一張十分珍貴的「全家福」攝於一九三六年仲夏，這位法國攝影師拍下這張傑作，又把它鑲嵌在石頭上──成為林家後代子孫的傳家寶，這也是慈母後來留在我們兒女腦海中最後的定影。
完成這張也被林家稱為「石頭照片」的歷史性鏡頭，第二天我就搭船回台灣，當然我不會想到這是和慈母最後的訣別！
之後，我沒有再回到印尼這個度過五年童年時光的吧城。在這裡我享受過自己童年、少年時代的天倫之樂，這裏面能捕捉的影像，是經常在外經商、奮鬥奔波的父親；每天為往診、接生新生嬰兒忙碌不停的母親，沒想到一生中我能和母親廝守的時光竟是這麼短暫！
14歲的少年，身為家中長子，再度離開父母身邊在台灣生活的我，在體驗過寄人籬下的滋味，進入中學後又開始外宿的生活。這些體驗無疑使我在人生的路程上，較同年齡的人早熟，並養成我的獨立性格，當時我不知道這些鍛鍊十分有助於我日後遠赴日本求學接受考驗；在求學之路上，我從未停止力爭上游，這種心理質素的打造對一個人迎接生活的戰鬥是極其重要的。
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中心的中學，我清楚自己不是日本人，台灣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日本同學，無論相處多麼和諧、投契，他們還是有一種優越感，會在某一種時刻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在今天世界各國已形同地球村的時代，即以許多種族冶為一爐的美國而言，膚色種族的歧視仍然不可避免，難怪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1963年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面對二十五萬在場的聽眾，以「我有一個夢」為題發表演講會說：「我有一個夢想：有朝一日，希望我的四個小兒女，會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來評價他們，而以他們的品質內涵來評斷他們的國家。」旨哉斯言！
這位死在白人槍口下的民權鬥士，殉難轉眼已滿40年，一百多年來黑人努力爭取民權和各項平等人權和尊嚴，比起他們的祖先，看來已掙脫多重枷鎖，特別是在運動、舞蹈、音樂等領域中都有搶眼亮麗的表現。然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說：「世界和平只能由兩個途徑達成──世界政府或種族混合。」哪一個途徑將需要更長時間似乎有待觀察，若干專家預估，僅在美國，等待全面種族混合，就要漫長的一千年！
六、
噩 耗
回到吧城度過一個月暑假，父親在我印象中多半時間都在外地經商，他一年中到底有幾天待在家裡？這是因為一家八口的生計都落在父母肩上？或者要維持印尼林家生活的水平和排場，使父親和助產士母親二人必須這樣拼命工作？當時三、四十歲盛年的父母，一定沒有想到為建造一個溫暖的家庭，母親的健康卻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暑假結束，我回到台南升上中學三年級，1937年，遠在印尼吧城的母親生下幼弟民雄。
有一天，像往日一樣在學校接到從印尼寄來的家書，算算月份，應該是家裡定期寄給我的支票，兌換錢款後做為我在台灣的生活費和學雜費。放學後回到宿舍，我高高興興地騎腳踏車到銀行領錢。辦領款手續的空檔，我打開信封取出信函，裏面的信通常是母親的親筆家書，我早已習慣母親一手娟秀的筆跡，可是這一次竟出現了一個陌生男人的筆跡。啊！這是父親的字，多麼稀奇！父親這一次怎麼會親自給我寫信？我心裡浮起一種奇怪不祥的預感。我很快地讀下去，裏面寫的竟是一個對我不啻青天霹靂的噩耗：母親死了！母親懷的第八胎嬰兒竟是死胎，死神一併把慈母帶走了！這一年母親不過35歲。唉！上天何其殘忍，奪走這麼疼愛我們，對我們全家人這麼重要的母親！我讀著這一封信，眼前頓時一陣昏天暗地，顧不了人在銀行，眾目睽睽下我當場嚎啕大哭，連銀行小姐喊我也不知回答。我很快領了錢，騎上腳踏車，一路哭著回到我租的民屋。
衝入房間，趴到床上，我攬著被子又放聲痛哭了一場。屋主得知消息，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百般安慰我，最後也摟著我哭成一團。我一時茫然不知所措，腦子裡昏昏沈沈，一片空白。因為精神沮喪，提不起勁上課，破例向學校請假數日，在宿舍裡休息。
那張「石頭照片」中風姿綽約的慈母，她的形影從此像電影中的「停格」畫面，成為我們子女們腦海中鏤骨銘心的記憶。
可憐的父親，事業本來有如旭日東升，失去了母親這位重要的賢內助，立即有如樑柱傾頹。長子在台灣求學，另外六個兒女纏著他，他的處境堪稱內外夾攻。1938年六月父親決心把留在印尼的六個孩子由親戚帶回台南，並寄宿在我伯父家。
這時大妹雅雅已經就讀小學五年級，我想到大妹必須考上台南第二高女，將來才能好好地帶領弟妹們上路。我一邊忙著自己中學最後兩年的課程，一邊負起指導加強她課業的責任。我抱著只能成功不准失敗的信念，盯緊她用功。記得那時她常常一邊補習，一邊掉眼淚。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年後她果然考取以台灣子弟為主的州立台南第二高女（戰後改為台南女中）。看到她打贏這一仗，我心中如釋重負，好像放下了一塊大石頭。
兄弟姊妹寄宿在大伯家，我負起指導大妹功課的任務告一段落。可是日本在東南亞的戰局不但擴大而且越陷越深。父親從長計議，認為應該趕快結束印尼的事業，回到台灣重新開始。1940年7月我由州立台南二中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日治時代此校第14屆畢業生。
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主，日本子弟反而只有四分之一比例的州立台南二中。每個班級成績前五名的學生多半由台灣人包辦。日本老師教課時倒是一視同仁，不會明顯區分日本和台灣學生。可是我們這一代從小接受日本教育的人，談起個中感受的微妙「差別待遇」，每一個人的境遇可說各有不同。有的人碰到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的體育教師，或對殖民地的台灣人懷有偏見，充分流露統治者優越感的日本人也所在多有。比我小八、九歲的台灣學生，有的趕上日本節節敗退的幾年，正是日本在台灣全面推行皇民化時期，被徵召投入「大東亞共榮圈」戰場的台灣兵員，有的以陸軍志願兵被派往南洋作戰，甚至在大戰末期已有許多中學生被徵調接受「學徒兵」（學生兵）軍事訓練，準備上戰場進行最後的困獸之鬥。日本本土和台灣則有一批批「神風特攻隊」如飛蛾撲火般衝向美國航空母艦，這是1945年戰敗前夕一批一批犧牲的少年飛行員。那時我已赴日本留學，在漫天戰火中得以幸運地繼續醫學部的課程。回顧當時日本政府為了保留人才，理工科學生不用參戰，文科學生則無法豁免。這在當年出身浦和高校進入東京帝大的校友中，明顯可看出同樣是高等知識份子，帝國政府對他們卻有不同的待遇……
在台灣完成中學課程的我，已是18歲的青年，這時我決心遠渡東瀛深造，而當時要到日本唸書多半得是富家子弟才有此經濟能力，可是林家彼時已經家道中落，經濟情況大不如前，但是身邊有七個兒女需要培植並接受教育；助產士的妻子原本能分擔家計，可是35歲卻猝然病逝，家中失去重要的支柱。父親此時看來意興闌珊，孩子先送回台南接受教育，兩年後他也結束印尼的事業回到台灣。
我在林家家道中落的戰爭期間，雖然懷有雄心大志，想來也頗令父親倍感躊躇。前面已經提到，我的求學過程，小學階段在印尼日本小學校唸到四年級，回到台南南門小學校續讀五、六年級。小學時代我在日本人唸的學校和他們共學，後來又考入州立台南二中以台灣子弟為主體的中學。但是我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而且州立台南二中是充滿蕃薯仔精神的中學。學校雖然規定學生講國語（日語），可是學長管學弟的鐵則中有一條是台灣同學私底下彼此之間要講台語，否則會被學長視為「叛骨」叫到一邊動拳修理。受此教訓的台籍學生沒有人敢吭聲，因為這是當時日本體制外的台灣傳統教育的一環。
父親未結束印尼事業回到台灣之前，我就向我在台灣的代理監護人張臻臻阿姨提出請求，請她准許我赴日本留學。因為母親曾經資助她在東京女醫專完成學業，成為一名女醫生，算來母親也算她的大恩人，可是臻臻阿姨一開始不肯接受我的請求，她說台灣有不少子弟去日本唸書，結果很多在日本成為花天酒地的浪子，一事無成客死異鄉。但是中學畢業的我，已經深刻感受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受到歧視，是被看作二等國民，心中已不想在台灣繼續唸下去了。因為我接二連三的請求，她最後拗不過我的堅持，只好答應放行，而臻姨為了回報母親當年的恩情，於是定期寄錢供給我在日本求學的學費，就這樣我終於度過了補習學校與浦和高校的前四年，多少解決了學費迫切的問題。
前面提到，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父親失去身為助產士的妻子這一筆穩定的收入後，是單靠自己在外面經商奔波，以供給七個孩子教育培植的需要，而我要求到日本留學不啻是一筆可觀的花費，回顧這時父親結束印尼事業回到台南，一切等於從頭開始。即使身為長子的我在學校一直保持優異的成績，但在這個當口我提出想赴日本唸書的計畫，推斷父親當時的心情和處境應該不是很願意全力支持我吧。我慶幸自己能堅持，並找到張臻臻阿姨這條管道，往後「教育」真的改變了我和弟妹們，不，應該是林家的命運。有如一盤棋局，如果我在這時下錯一個棋子，那麼往後想收拾殘局，恐怕已是欲振乏力了。
七、 戰火•青春•東京
1940年五月我從基隆搭「富士丸」商輪渡海赴日本留學。想到自己從小學開始兩度以「留學生」的身分，在印尼和台南前後度過11年的學生生涯。前面二次渡海求學都不是由於個人的意志，這一次第三度出洋求經，才是我自己痛下決心的計畫。站在甲板上望著浩瀚無際的太平洋，想著揮別親人獨自遠赴日本留學，這一趟遠行即使平順，至少也要花上七、八年以上的時間，不禁有些感慨。經過二夜三天的航程，終於抵達日本繁華的東京市。
這一年我18歲，儼然是一個懷有雄心大志的青年。抵達日本第一件事就是想辦法在東京市郊民間租一個房子安頓下來。走了幾個地方果然發現一家幽靜的民房，前面也有一條大溪發出淙淙水聲。如果租下這個房間，應該是可以安心讀書的好環境。
敲門探詢之下，屋主出來了。我用日語問他：「這裡有房子出租嗎？」他看我一派中學生的模樣，便問我從哪裏來的。我告訴他說：「我是中學畢業生，是從台灣來日本求學的。」
屋主聽了，面有難色地搖搖頭，回答說：「這個房間以前也租過台灣來的學生，他們不守規矩，不打算再出租了。」
我聽了，心想運氣真不好，臻臻阿姨果然說得不錯，來日本求學的台灣子弟雖不乏苦學的好學生，但是也有不求上進的富家子弟，拿家中的錢來這裡虛擲光陰，結果到頭來成為一事無成的浪子。
經我再三向屋主懇求，大概他看出我的談吐和誠意，於是心軟答應我先簽租三個月，看看我表現如何再作決定。
住下來不久，我接到家裡寄來的一個包裹，裏面正好有幾包台灣糖，這個東西來的正是時候！我便分送給屋主一包。在大戰期間，這是十分珍貴的東西。屋主收到這個禮物，實在喜出望外，態度立刻有很大的轉變，更重要的是我後來的表現也合乎屋主的要求，他們夫婦待我有如自己的親生子女。
戰前日本全面以德國為典範，教育學制也莫不依此依循，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當然也採取小學（六年）、中學（五年）、高等學校（三年）、大學（三年，醫學部四年）的學制。
彼時投考高等學校，必須和日本各地眾多中學生競爭，所以難度超過投考一般大學，當時的日本大學比高等學校多。如果能進入高等學校，幾乎保證將來可以進入大學，不過高校畢業後矢志要考著名的國立帝大，如東京帝大、東北帝大、京都帝大、九州帝大……則須經過一番激烈的角逐，因為錄取名額相當有限。
因此抵達日本後我先在御茶水附近報名「日進補習學校」加強必考的科目，如數理和英文等。一年後我順利考上舊制國立浦和高校（以下簡稱「浦和高校」）。原來拒絕租屋給我的屋主，聽到我同時考上浦和高校和滿州國立旅順工業大學，屋主夫婦真的感到與有榮焉，有如自己的兒女金榜題名一樣高興。旅順工大校址在當時日本佔領的滿洲國（今中國東北），於是我就近選擇了浦和高校。高等學校等於大學預科，仿效德國學制，分文理兩科。文科準備將來進入帝大文學部、法學部或經濟學部，以外國語文為主修。甲類主修英文，乙類主修德文，丙類主修法文。理科準備將來進入帝國大學理學部、工學部、醫學部或農學部，分別主修數學、製圖和生物學等科目。
高校第一年我住學寮，第二年仍然開始在外面租屋。留學期間我的生活十分單純，每天的生活就是奔波於學校和宿舍之間。雖是埋首苦讀不問世事的歲月，但是心裡知道日本已捲入二次世界大戰而且愈陷愈深，因為看得出日本百姓平日的生活日益艱苦，食物開始採用配給制度，被徵調戰場的兵員傷亡數字已經無法全面封鎖。日本不但在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和中國逐漸擴大戰局，1941年12月8日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偷襲珍珠港。此舉激怒英、美等國，美國遂正式向日本宣戰，從此戰況急轉直下，日本由初期的勝利轉為節節敗退。
1942年4月由航空母艦起飛的美國B25轟炸機開始猛烈轟炸東京、名古屋、九州、四國等沿海城市。同年六月中途島海戰，日本帝國海軍主力有四艘航空母艦先後被擊沉。這些消息雖經極力封鎖，但百姓物質生活的拮据就紙包不住火了。隨著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元帥殉國陣亡，誇稱所向無敵的日本陸軍，竟也在南太洋所羅門諸島不斷傳來全數「玉碎」（殲滅）的訊息。
日本軍部除了想盡方法封鎖消息，在日本統治後期於台灣也極力推動皇民化政策，並強迫徵調台灣人去南洋當軍伕或直接投入戰場。我隻身在日本全心埋首苦讀，隱隱約約知道戰火已瀰漫全球。我既然背水一戰來到日本求學，目標是先完成大學學業再說，因為我只是一名高校生，和當時的芸芸眾生一樣，不知道戰爭會拖到何年何日才結束。
我從浦和高校三年畢業後，1943年7月考入東京帝大醫學部。東京帝大素來是日本全國學子嚮往的名校，校門是「赤門」。要踏入這個赤門因為名額有限，所以難度很高，若想進入只有40名新生名額的醫學部，則有如進攻鐵門。進入醫學部醫學系彷彿高峰攻頂，稱得上是難上加難。東京帝大法政科畢業生經常是政府高官甚至未來首相的不二人選；商學科畢業生則有機會成為企業部門的領導人物。這一屆醫學部醫學系錄取新生四十人，其中36人為日本人，台灣人計有：劉沼光、樂錦銓、李德義和我四人而已。
日本人迷信名校本來就到了幾近瘋狂的程度。東京帝大的畢業生難道將來就保證一定個個名成業就、飛黃騰達嗎？恐怕也不盡然。可是確實有家長想不開，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進入東京帝大，有不少日本家庭為此而釀成悲劇。名校固然有可能培育傑出校友，但是如此執迷名校招牌，並非正常現象。以英國而論，伊頓中學培育了日後擊敗拿破崙的威靈頓，八百多年校史的牛津、劍橋飲譽全球，歐洲布拉格大學、海德堡大學、柏林大學、斯特拉斯堡大學、來比錫大學、慕尼黑大學、美國長春藤聯盟的著名大學都是這種現象的延伸。
1943年10月我到東京帝大註冊，日本在戰場上已經沒有打過勝仗，消費品日益缺乏。美軍轟炸日本本土的次數相當頻繁，日本在海上已經全面撤退。美軍空襲已重創了許多日本本土的工業城市和港口。日本看來前途黯淡，國民的心情日益沉重。鐵路兩旁50公尺──一百公尺內的建築物都已拆除，以免被轟炸後堵塞交通。名古屋、大阪、神戶、廣島、八幡等城市都遭到猛烈轟炸，舉目望去可說滿目瘡痍、一片廢墟，看來真是怵目驚心。1944年6月「空中堡壘」B29以超高速度飛來轟炸日本北九州，這種直襲日本的空襲，對國民的衝擊十分強烈、可怕。
醫學部的課程，第一年有解剖、生理、生化。第二年是微生物、藥理。一節課是3小時，一天上完課往往已是日暮時分，從教室走出來天色很快就黑了。醫學課程幾乎全部採用德文教學，還好我在高校三年已有基礎。至於教授用日語上課我們當然沒有問題，可以全盤接受。
我就讀東京帝大的兩年時間，學校宿舍被炸了兩次。東京當然更是美軍巨型B29新式銀色轟炸機的目標。我永遠忘不了1944年3月10日（日本陸軍紀念日）在東京市郊本鄉那一場怵目驚心的夜間轟炸，美軍投下的燒夷彈燒毀民宅，造成重大傷亡。幸好我及時逃出，無數民宅都為火海吞噬。我跑到外面，沿路看到有人為了逃生跳入水中，但是投下的燒夷彈在水中仍會燃起熊熊的火焰，所以跳進水中的人不是燒死就是溺斃，情況真是慘不忍睹。沿路還可以看到屍體堆積滿地，很多看得出來是一家人或親友，頭都朝向同一個逃生的方向。從這裡可以判斷他們都是在奔跑求生時被燒夷彈從地面竄起的煙霧嗆死，其悲慘景象真如人間煉獄。多年後我觀看宮崎駿的動畫名作《螢火蟲之墓》和一些戰爭影片，就想起二次大戰末期親眼經歷的東京大轟炸，一幕幕驚惶逃生、屍體枕藉，舉目看去全是斷牆殘壁的景象。真的，只有在那種時代存活下來的人才能感受到戰爭的可怕，生命如螻蟻，朝夕之間，一切的財富、榮華、生命，在剎那間全部化為烏有。從歷史不斷重複的人為悲劇看來，人雖為萬物之靈，反過來也是愚不可及。想想進入21世紀，科技文明創造了多少可以享用的福祉，可是人類未來的前途，仍然危如累卵，稍一不慎，今日的按鈕核子戰爭，已經隨時可以使地球再度回到洪荒，這是何等可怕的處境！
這次民宅炸毀，我僅以身免。當然書籍、日常生活用具、衣物等全部蕩然無存，一切歸零，能保住一條生命已是萬幸。
幸好，這時台南柳營人劉明電（其兄劉明朝也是東京帝大法科畢業）對台灣留學生及時伸出援手。他們在新大久保擁有一座豪宅，當時大部分留守東京的多半是公務人員或有職務在身的，劉氏妻女這時已疏散到輕井澤鄉下。這一幢豪宅主人特別歡迎母校東京帝大的台灣留學生去住，於是正苦於無處棲身的劉沼光和我，便毫不猶豫地搬過去住下來。
半個世紀後，我已經是古稀老人，從網站查出的資料，得知在東京大久保擁有豪宅的劉家昆仲來自南瀛第一世家台南縣柳營。
劉明電（1901-1978）是台灣人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獲得哲學博士的第一人，馬克思主義信徒。在日治時代即開始長期對抗日本殖民統治。1935年因「柳營事件」抗爭舉家避居日本，228事件後曾與友人楊春溪、謝溪秋、甘文芳聯手寫信，批判蔣介石、要求嚴懲陳儀。其龐大家產皆被國民黨沒收，並列為國民黨第一批列管的黑名單，國民黨曾派出蔡培火出面勸說劉明電放棄左派思想，並答應歸還沒收之財產，但劉明電仍堅持為理想和馬克思主義奮鬥，1978年客死日本。如今想來我和劉沼光住此豪宅時，主人劉明電還是43歲盛年時代。
由於東京轟炸頻繁，人心惶惶，東京市本場、兩國、深川平日就常進行防空演習。演練時人人排成一列，看到火就用水桶撲滅，統計演習成績，這幾區效果最好。
1944年5月25日座落於新大久保的劉氏豪宅在夜晚八、九點慘遭美軍戰機猛烈持續轟炸。新式含有油質的燒夷彈威力更是恐怖，因為用水澆灌不但撲滅不了，反而使火勢更加蔓延。以往空襲都先聽到空襲警報，這一次完全不同於往昔，等到知道情況有異，戰機早已佈滿上空，劉沼光和我連忙跑出豪宅，一時不知往哪裡逃，只好緊跟著人潮往東中野方向聚集。地面四周淨是燒夷彈含有油質熊熊燃燒的火焰，大家在火光四射的路上拼命逃生，直到天明為止才敢歇腳，驚魂甫定，發現自己早已筋疲力竭。那種怵目驚心的體驗，我一生都忘不了。人在戰爭中，任何一刻死神都會猝然降臨！
天亮了，我們在一片廢墟和死屍枕藉的慘況中摸回劉氏豪宅，發現整棟豪宅只剩下水泥大門的門柱矗立著，一萬多冊的藏書也被大火燒成灰燼，層層疊疊依稀可以看出那是書櫃的藏書。昨天晚上逃難的時候，從東中野沿國鐵的中央線逃到上野大約有五、六公里路程，今天回程一看豪宅都燒毀了，再去防空壕查看，發現所有其他重要物品也全部焚燒一空，這時東京市有如一座空城。
我們兩人結束了為期短暫，住宿免費但膳食必須自理的生活。我親身經歷了二次轟炸後劫後餘生的全盤過程。
此外，就讀東京帝大一年級時發生了一件畢生難忘的事。有一次我和台灣同學相伴逛東京市，無意中碰到一個警察，二人竟被叫去派出所（警察局）。他要我們二人拿出證件，他瞥了一下我們的學生證，看到我們的漢名，知道都是台灣來的留學生。當場就怒目相視，粗暴地喝斥：「馬鹿野郎！你們要搞清楚，這裡是東京不是大稻埕！」他罵完就揮拳劈面打過來，就讀浦和高校時我參加過柔道部，也許因為我躲閃得法，受傷不嚴重，但是我的同學就被揍得鼻青眼腫。從他粗暴的行徑，說出「大稻埕」（現在台北迪化街一帶）這個地名──我們就知道他在台灣當過警察，他把我們兩個人當作二等國民的台灣人。我來日本留學五年間，發現日本人對待台灣人都一視同仁。只要你守法，他們絕對不會對你輕舉妄動，所以這是我踏上日本國土所遭遇的最大凌辱！
1943年3月浦和高等學校三年級，報考東京帝大之前，我曾回台灣一次，因為不知父親搬去的新住所，幾經詢問打聽，終於找到家。因為當時已是清晨，父親看到我，面露不悅之色，原來這時父親已有繼室，而且繼母剛剛分娩，從父親的倦容可以看出新生兒的降臨，一定使家裡顯得手忙腳亂，他當天可能沒有睡好，剛剛入寐，又被我這個遠來的兒子吵醒，其懊惱可以想見。因為我發現父親出來時穿著短褲，新生嬰兒哭鬧著，大人無法安睡，情緒不免急躁，這種不快表情當然也無法掩飾。
父親當下命令要我煮一鍋飯菜給家人吃，我跟他說：「我不會炊煮。」他聽了頓時勃然大怒，開口罵我：「一個高等學校就要畢業的男人不會煮飯，簡直是笨豬！」
我聽了，只好低下頭來，開始洗菜、切肉準備飯菜，結果情急之下，又把一鍋飯菜燒焦了。
經歷了這一次的「落難」、「出糗」，我下定決心要趕快回到日本，只有考上學校完成學業我才有出路。本來父子情緣就很淡薄的親情，因為繼母進入林家，又生育了自己的孩子，我知道這個家已經沒有我這個長子插足的餘地了。
就讀東京帝大時，家境每下愈況，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加上父親回台灣後又有了繼室，不久也生下兩個兒子，全家生活負擔更重，戰爭中要支持我在東京求學的費用，似乎已經捉襟見肘。所幸，這時我已進入醫學部，父親至少了解我在日本一路苦讀，不是去混的。我記得常常自願負責為同學集體買書，藉此賺一點服務費做為零用。
1945年1月中旬，美國可怕的新武器原子彈試爆成功。日本和德國一樣業已瀕臨全盤覆亡的臨界點，戰爭落幕已指日可待。
歐洲戰場隨著墨索里尼被處決倒掛街頭，義大利全國等於群龍無首；進入1945年，希特勒顯然已無力抵抗盟軍，但他堅決拒絕投降。4月25日他做了可能是一生中最困難的決定：一旦柏林失守，他將和愛人伊娃自殺結束生命。為了防止屍體落入蘇聯軍隊手中，他下令將屍體和他居住的防空洞，以事先準備好的兩桶汽油點火自焚，這是希特勒最後為自己安排的死亡儀式。
杜魯門接下羅斯福總統積勞成疾亡故後留下的總統職位，想儘速迫使日本投降，也想以此抑制蘇聯史達林的野心。美、英、中發表了《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投降，然而日本政府拒絕接受。
美國這時決定使用他們最可怕的秘密武器。1945年8月6日早上9點14分17秒，一架裝載原子彈的飛機從廣島上空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原子彈在離地六百公尺的空中爆炸，頃刻間廣島市發出強烈的白色閃光，隨即傳出震耳欲聾的大爆炸。城市突然捲起巨大的蘑菇狀煙雲，接著豎起幾百根火柱，廣島市立刻陷入一片高溫焦熱的火海中。
原子彈爆炸的強烈光波，使成千上萬人雙目失明；10億度的高溫，把一切都化為灰燼；有些水泥建築物仍然屹立地面，但裏面一切可燃物都在瞬間化為烏有，白色灰燼中甚至可以望見死難者保持原有姿態的樣子。更遠的地方，有些人雖然僥倖活著，但不是嚴重燒傷，就是雙目被燒成兩個窟窿。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人們仍然可以感受到悶熱的氣流。更怵目驚心的傳聞不斷傳來，許多生存者忽然口鼻出血，毛髮脫落，不久倒地死亡。一座美麗的城市頓時變成人間煉獄。放射雨使一些人在以後20年中慢慢地走向死亡；衝擊波形成的狂風，又把所有的建築物摧殘殆盡。
廣島市當時人口約34萬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當場死亡，當日喪生死難者八萬八千人，負傷和失蹤者超過五萬人。全市七萬六千幢建築物全部毀壞的計有四萬八千幢，嚴重受損的則有二萬二千幢。
廣島的悲劇並未使日本立即接受波茨坦最後通牒宣告無條件投降。他們竭力掩蓋廣島真相，並且寄望由蘇聯居中調停，但一切跡象顯示日本仍在繼續進行困獸之鬥。蘇聯政府遵守對聯合國的義務，接受聯合國要求，宣布8月9日起對日本宣戰。就在蘇聯出兵這天的上午11時30分，美國選擇重要的造船中心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全城27萬人口當日死去6萬餘人。日本政府知道至此已日暮途窮，召開長達連續十四小時的緊急御前會議，決定如何收拾殘局。
8月15日，裕仁天皇預先錄好「玉音放送」，這項廣播由日本第八播音室向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堪稱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戰爭終於劃下句點。第二次大戰前後纏鬥6年（1939-45），先後有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捲入戰局，其中正式參戰國家多達61國。20億以上人口捲入戰爭，軍民死亡高達5120餘萬人。
愛因斯坦沈痛地說：「如果人類將來不幸有第三次大戰發生，那麼第四次世界大戰，人類使用的武器會是木棒和石頭。」這句名言現在已經成為人類的夢魘，也是一面警鐘。
大戰結束，日本人結束了在台為期50年（1895-1945）的統治，台灣人再度從日本國民回到另一個歷史時空，美其名為「光復」又回到「祖國」的懷抱，然而大概很少人會明白台灣即將迎接什麼樣的命運。很多老一輩的人看到陳儀短短兩年間的倒行逆施，真的目瞪口呆、看傻了眼，難怪會在心裡嘀咕：「狗走了，卻來了一群無法無天的豬！」日本至少在50年的統治期間，全面實施近代化教育，台灣無論在經濟、教育、衛生、醫療、交通、戶籍、行政系統、治安都有長足的進步，假如不是捲入二次大戰的烽火，當時台灣在亞洲的生活水平僅次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本土幾個著名的文化大城東京、京都、名古屋……
縱然日本把台灣當作會生金蛋的母雞，剝削、壓榨、歧視固免不了，但是如果不是這五十年全面近代化的革新，台灣的文化水平將和二次大戰結束前的海南島一樣落後吧。
最可嘆的，是現在年輕一代真正對台灣歷史真正有清楚認識的，越來越變成少數的「先知」，這是台灣未來走向真正獨立建國所面對的最大危機。
台灣解嚴20年後的2007年7月，前衛出版社推出邱國禎《近代台灣慘史檔案》，作者在解嚴後10年，對蔣家父子威權統治時代，曾經發生的檔案進行搜集和解秘，作者擔任民眾日報主筆期間，每日一篇，在民眾日報連載261篇，他的苦心沒有白費，許多海內外的受難家屬，從這些報導中得知親人被捕槍決的血淚史，回響十分急切、熱烈。
該書取材台灣近代史，戰前19篇，重點擺在戰後，由＜白色恐怖的劊子手──警總＞揭開序幕，作者指出蔣介石在1945年終戰那一年即在重慶成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可見蔣氏當時即有意以軍事手段接收台灣，這種意圖竟因國共鬥爭，國民黨丟掉整個江山後落難台灣，讓蔣氏父子得以冠冕堂皇聯手以高壓手段統治台灣，直到1992年李登輝總統予以裁撤，時間長達38年──將近半個世紀，警總等於君臨台灣的惡靈，幹盡傷天害理的惡行。
1980年2月28日發生令人髮指的林義雄滅門血案，翌年7月3日陳文成陳屍台大校園，1984年10月16日江南在美國被暗殺，明眼人稍做忖思，即知這些檔案事件是出自誰的毒手。
根據非正式統計，警總以軍法處理的政治案件，約3萬至6萬件，受難人數高達14萬至20萬人，這一切反人權反人道，濫用公權力的目的，就是全面控制台灣人民思想的鐵證。
如今這種不公不義的政權，又想借馬英九競選總統之路，重新奪回政權，在媒體天花亂墜的合力演出之下，企圖完成進一步終極統一的「死路」。台灣人民真的這樣盲昧無知嗎？
四百年來台灣經過多次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為什麼「自由人」不做，要充當別人的奴隸呢？
八、
國立新京衛生研究所
二次大戰留學日本期間，我親眼看到東京本土所遭逢的大空襲。1945年春天，我在東京帝大醫學部讀完二年級的課程，正好得知當時日本佔領的滿洲國立新京（即長春市）衛生研究所需要醫生，因我想去了解台灣知識份子心目中的祖國到底是怎樣的國家，便決定到那裡赴任。當時做這樣的決定，並不知道人生之路會有什麼不同的轉折，在東北滿洲國這半年的時間，也許我躲過了廣島、長崎可怕的原子彈浩劫，但是短暫的半年滿洲國之旅，滿州帝國的東三省包括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三省（奉天為瀋陽舊稱），無疑在我日後生涯中投下不可知的變數，這個關鍵在日後回顧時，很清晰的呈現出來。
因為在戰爭期間，幾分、幾天、半個月的落差，一個人的命運可能就會完全改觀，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那一刻，神風特攻隊待命的「自殺少年」，散布在東南亞和全世界各地戰場的士兵，他們的命運不等於定讞的死囚突然被宣判無罪釋放嗎？
回想留日期間，我在抵達東京第二年報考浦和高校，也曾經同時報考日本在滿州國創辦的旅順工業大學，因為考試在日本舉行，我也錄取了。青年時代我對工科也有無限嚮往，進入浦和高校時我也是選擇理科甲組，這等於意味著我準備進入帝大工學院，但是在報考東京帝大時由於父親的意願我卻選擇了理丙組。其實，人生中有很多關鍵時刻都往往就在一念之間便決定了自己的人生藍圖，14歲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之後，我把這一切看作是上帝的安排。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開始，當時台灣青年民族意識被喚醒了，京都帝大醫學部醫科學生吳調和（改名吳思漢），勇敢直奔重慶參加抗日戰爭行列。戰後回台不當醫生，但仍因思想問題被捕，在獄中判刑後被槍決了；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畢業的施朝暉（改名史明），進入華北也造成台灣青年莫大的衝擊，這些行動代表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心目中的祖國是中國。至於後來有的人滯留大陸，有的因理想幻滅而回到台灣，有的在世界不同的國度，成為天涯浪子，或者前往歐美、日本留學，長期滯留不歸，甚至歸化成為先進國家的公民……這些結局，則非當時熱血的台灣青年所能預料。
由於當時我仍是單身，想採取任何行動，不必考慮携家帶眷的問題，拎著簡單的行囊便啟程赴任。東北滿州國因為當時是日本佔領區，使用的語言仍以日語為主，東京帝大醫學部的招牌響亮，醫護人員也備受歡迎禮遇，在此薪水優厚，又可發揮醫生的專長，大家一起工作，過著的大伙食團的生活。滿洲國立新京衛生研究所這半年多的生活，回想起來頗像醫學院畢業生在大型醫院的R1、R2的體驗。
孰料1945年杜魯門總統下令在廣島、長崎分別投下了殺傷力驚人的二枚原子彈，滿洲國之旅很快劃下了句點，我曾一度想到是否留在北平繼續完成醫學課程，可是稍作考量之後，確定以我的北京話及中文程度，想在中國完成學業還是有很多問題存在，此時決定下一步棋時心中頗為猶豫，同為東大同學，戰爭結束比我早一年回台灣進入台大醫學系復學的劉沼光，命運後來就與我截然不同。亂世人生，千奇百怪，同樣翻山越嶺，因為選擇另一條山徑，景觀竟是別有一番天地！東京帝大醫學部另外二位同學李德義、樂錦鍠，則留在戰後改名東京大學的醫學系完成醫學課程。
四人中因為我個人有短暫的半年滿洲國之旅，在日本佔領區聽到日本敗戰，二次世界大戰宣布落幕，當時心情實在百味雜陳，像多數親眼目睹戰爭慘狀的青年，我在烽火中完成不同階段的學業，雖然考場中多次過關斬將，然而現在卻有未了的兩年醫學課程，亟待補讀才能拿到畢業證書。
因為此時領了日本戰爭結束前發下的一筆優厚的薪水，當時單身沒有經濟負擔的我和滿洲國立新京衛生研究所同事、工作夥伴分享之後，我又再度回到東京等待返鄉的船期。
經過多方考量，我想無論如何還是要回台灣唸完醫學課程取得畢業證書才是上策，終戰後台北帝大改為台灣大學，1946年年底回到台灣，當時台大醫學院院長由藥理學泰斗，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教授擔任，轉學證件雖不齊全，因為已在日本唸完三年浦和高校，又有東京帝大醫學部的學籍，不必經過考試即晚一年進入醫學院三年級修完未了的學業，後來成為戰後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生（1948級）。不久醫學院醫學系全部改為七年制。當然戰前相當於大學預科的高等學校三年制也取消了。台北高等學校戰後改為省立師範學院，現在校名為國立師範大學。
九、
歷史悲劇的印記
大戰結束，從中國東北回到東京，發現短短不到一年，當時留日學生，很多完成學業的台籍學生早已陸續返鄉。醫學部前輩柯源卿、江萬煊、林秋江、郭維租都已返鄉就業。一九四六年夏天來台「接收」的國民政府宣布：舉凡在戰爭中未能完成學業但持有大學修業學籍證明的學生，包括來自大陸各地或在日本留學未完成學業的學生，可以分別進入台灣大學或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師範大學）復學，我雖然晚了一年回來，仍以具有東京大學醫學部修業二年的學生身分得以進入台大就讀醫學系三年級，在日本的同班同學劉沼光，前面說過他因早一年回到台灣，所以在台大成為我的學長，另外二位同學則留在日本東大醫學部完成學業，當然我們四個人未來的命運也各自不同。
李登輝以京都大學農學院學籍進入台大農經系，彭明敏、劉慶瑞以東京大學政治科編入台大政治系復學，成為東京帝大政治學博士薩孟武教授的得意門生。
我回到台灣編入台大醫學系後不到三個月，228事件就發生了。1947年2月27日晚上，公賣局一名警員，在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煙販婦人林江邁，由於警員要沒收她兜售的私煙。婦人先是求情，後來眼看警員要強行取締時，掙扎不從，於是查緝警員就動手毆打她，引起路人憤慨。圍觀的群眾聚集過來，想要主持公道。警員一時慌張拔腿就跑，群眾在後面追趕，倉皇中警員回頭拔槍射擊，誤殺路人陳文溪。
第二天，2月28日市民集體遊行抗議。這個示威隊伍，蜂擁至公賣局，要求處罰兇手並保證今後不再有類似情事發生。此時中國官員聞風逃生，示威隊伍衝入裏面，把貯藏的煙酒搬到外面焚燬。示威隊伍怒火一時尚不能平息，又繼續前往長官公署陳情，孰料遭到機關槍掃射，造成不少無辜路人死傷。
這時市民群情憤慨，佔領台北市廣播電台的一支隊伍，呼籲全島居民起來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228事件歷史悲劇的烽火，自此一發不可收拾，蔓延全台灣。
1945年10月25日蔣介石派陳儀接收台灣，擔任行政長官。不到兩年發生了228事件，陳儀因為兵力不夠，又以事出突然，一時狼狽不堪，開始時不得不偽裝，盡量擺出和台灣人妥協的低姿態。因此台灣人內部很快出現以為能夠輕鬆取勝或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幻想。其實這時陳儀已向蔣介石報告情況，要求迅速派軍增援。蔣介石當時因整個江山已被毛澤東吞噬大半，當然下令迅速展開全面鎮壓。
3月8日晚上到9日，蔣介石急派第二師團、憲兵第四團來台鎮壓，援軍陸續登陸，看到人民就瘋狂開槍掃射。陳儀認為軍隊已掌控當時情勢，下令全島戒嚴，解散處理委員會所有民間團體，開始大舉逮捕有關人士，其中包括應該是將來建設新台灣法律界、實業界、醫學界、藝文界的精英，如王添灯、林茂生、陳炘、吳鴻麒、王育霖、林桂端、張七郎父子、陳澄波、陳能通、宋斐如、王石定、楊熾昌、蕭朝金、林旭屏、李瑞漢、施江南、吳金練、阮朝日、楊元丁、湯德章……有的被殺，有的迄今連屍體都找不到。
3月10日，電台播出蔣介石處理方針，對陳儀二年間的貪腐暴政隻字不提，斷定228事件是共產黨煽動引起的叛亂，忘記自己沾滿血腥的雙手。
228事件，包括後來有計畫地肅清、逮捕。地方名望仕紳、知識份子、留學日本的精英都成為獵捕的對象。連同一般被殺傷的民眾、學生計算在內，正確的人數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數字在二、三萬人之譜是逃不掉的。
其實最恐怖的是緊接而來的戒嚴時代。這長達38年的高壓政策，由1949年5月20日陳誠宣布台灣地區戒嚴開始，直到蔣經國去世前一年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嚴才劃下句點。這是二十世紀全世界僅有的一個蔣家父子神話集權統治圖騰。事實上，對於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和家屬而言，228事件造成的歷史性悲劇的印記，到今天還在延續，根本沒有結束，因為造成這些悲劇的劊子手，沒有一個人受到審判，沒有一個人公開出來認罪，或向台灣人為此事道歉！
陳儀在事件過後，本人不但未受任何處分，而且蔣介石還把他調回南京擔任國民政府顧問，第二年更出任浙江省主席。後來因預謀投共之嫌被帶回台灣在新店槍決，因此陳儀之死，並不是因為他是「228事件」元凶之一而定罪伏法。
至於「228事件」中扮演重要劊子手的彭孟緝、史宏熹、柯遠芬、劉雨卿、張慕陶……，也沒有一個人被定罪，而且反而因為屠殺、鎮壓有功，一路平步青雲，位居高官，甚至遠走海外，至死無悔，沒有一個曾經為自己的罪行認罪，想來真是令人扼腕！「高雄屠夫」彭孟緝在八十多歲時還發表一封公開信，信中仍然毫無悔意地表明自己忠於職守，做了他應該做的事。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奉行「上級」命令，難道有了命令就可以肆無忌憚，放手屠殺自己的同胞嗎？那命令他屠殺同胞的蔣介石能逃脫歷史的裁判嗎？
二次大戰結束後逃過「紐倫堡大審」的蓋世太保頭目艾克曼，戰後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逃亡生涯，最後被一名猶太裔情報局幹員，於1960年在阿根廷首府布宜諾斯艾利斯逮捕歸案，並送回1948年立國的以色列接受審判。
這個幹員家人在大戰中全部死於集中營，他是僅存的活口。家破人亡的少年，在心中偷偷發下重誓，天涯海角，務必要把這名殺人魔王逮捕定罪。由於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政策，結果二次大戰中有六百萬猶太人喪失生命，這是當時歐洲全部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一！
這時年近七十垂垂老矣的艾克曼，在歷經十五年的亡命生涯，蓄鬍、變裝、隱姓埋名，以為可以逃過緊追不捨的通緝，無奈人算不如天算，最後他還是落網了。
艾克曼坐在防彈玻璃的受審席上，耳朵重聽，帶著助聽器。當法官問他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是否有罪時，艾克曼和彭孟緝二人的答辯，其冷血固執與無情簡真如出一轍：「做為希特勒手下的忠誠部屬，我只有採用最快速的手段完成上級的命令，因為貫徹紀律乃是軍人的天職……。」
這時在席上聆聽判決的猶太人個個血脈賁張，真想將其食而吞之。以色列建國之後本無死刑，可是最後還是通過絞刑，把這個至死無悔，冥頑不靈的殺人魔王送上西天，正確來說應該是送他入地獄吧！
蔣介石派令陳儀來台灣出任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並接收台灣，從歷史上回顧這是最大的敗筆，台灣人判定這是「劫收」，並非言過其詞。他擁有比日治時代的武官總督更大的權力──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和兵權，如果是一個廉政、有能力的行政長官也許台灣不至於這麼悲慘，可是陳儀和他的隨員冷酷腐敗、貪婪，台灣暗無天日的夢魘終於開始了。二次大戰結束，台灣人歡欣鼓舞，熱烈歡迎「祖國同胞」到來，但是等到基隆碼頭登陸的士兵，腳穿草鞋、肩挑鍋釜、雨傘、被褥，連綁腿都綁不好的中國兵出現，前往迎接的人民、學生……一下子全都嚇呆了。
日本在統治台灣半個世紀中，確實把台灣當作殖民地，台灣人也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暗地裡罵他們「狗」（四腳仔），但是普及全島的國民教育，中學、商業學校、工業學校、師範學校及足以和日本本土帝大水準相比的台北帝大，卻使台灣人脫胎換骨，此時台灣的教育、衛生水平和中國大陸任何一省相較之下，都可說高出很多。但國民政府以治理北平、上海是歷代名都和國際大商埠的自傲與經驗，他們認為要來統治的台灣只是日本留下的殖民地，便以化外之地視之，想不到儼然以征服者姿態君臨台灣的陳儀，竟在短短不到兩年時間，把台灣搞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1949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因大陸戰事失利，逃難到台灣。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同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8月甚至提出「血洗台灣」的恫嚇，與國民政府隔海形成水火不相容、「漢賊不兩立」的對峙敵國。經過228事件屠殺之後，陸續展開的獵捕肅清政策是由於戰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這時已別無退路，「一次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因此得到指令的陳儀，一方面與228處理委員會虛與委蛇，一方面等待增援部隊抵達，等軍隊上岸，3月8日立刻進攻228處理委員會，警備總部下令台灣全面進入戒嚴，3月9日展開大屠殺，日治時代的戶籍資料做得很精密，日後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在全面逮捕肅清的白色恐怖政策下，至少有十萬以上人口在戶籍上失蹤、死亡，以當時台灣六百多萬的人口計算，這個數字也算相當驚人！
知識份子被捕，有的是因為看了一本馬克思或左翼思想的書、有的參加了讀書會、有的在學校自治會頂了一個職銜、有的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或參加了地方性的文化協志會……任何一個看來無啥相干的團體，往往因為一個人被捕，其他一連串的人全部受到牽連，有的在學校教室被帶走、有的深夜睡覺時被捕、有的未經公開審判就被處決、有的送往火燒島長期禁錮……
228事件的悲劇，顯然種因於文化上重大的差異，蔣家政權本身的貪污、腐敗，他把台灣人民視為比殖民地更低下的四等國民。難怪歷史學家李筱峰教授曾指出：林茂生和蔣介石二人都出生於1887年，前者比後者早一天出生。前者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後者是軍事士官學校出身的軍閥，結果拿筆的林茂生最後被拿槍的蔣介石殺害！
總之，228事件是一個歷史悲劇的印記，雖然近年來經過許多有志之士的努力，訪問、搜集，從出土的史料證據逐漸看到歷史的真相，可是從各縣市文化中心刊行的文獻看來，我們所見的依舊是冰山一角，受難者並未真正得到平反，他們的家屬仍然被漠視踐踏……
我們這些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分別利用二、三年的時間，在台大不同的科系修完課程，拿到畢業證書。就讀醫學系期間，當時成為我學長的劉沼光擔任台大醫學院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等他升上四年級忙著在醫院實習，我順理成章也被選為常務理事。我們當然都不知道自己已成為國民政府的眼中釘。228事件之後，大戰期間讀過滿洲國建國大學的學生，不管畢業與否（有的因為戰爭結束沒有畢業），幾乎也都一一成為被獵捕的對象。我們這些埋首醫學課程，不問世事，也沒有餘力從事政治活動的醫學院學生，誰會想到也一步步走進國民黨情治人員佈好的羅網呢？
曹先生，你認識交往多年的涂南山先生，就是建國大學最後一屆未畢業的學生，大戰結束，他和我一樣一度也猶豫是否要留在中國唸完大學，等他決心回台灣後，他順利考入台灣大學工學院，因為他是日治時代嘉義中學第一名畢業，能夠考入「影武者」為東條英機總理的滿洲帝國建國大學，當然都不是泛泛之輩。涂先生回來考入台大工學院化工系，唸完一年，發現課堂有不少大陸來的教授用已經泛黃的舊講義，操著南腔北調的「方言國語」。涂先生聽了一年這樣的課，再也無法忍受，立刻跑到當時執教台大法學院東京帝大法學博士陳茂源教授家向他求情申訴，希望寧可降一年也願意轉讀商學院一年級，由於當時學子都以台大醫學院、工學院為第一志願，涂先生的要求屬於「怪胎」的罕見例子，於是以大一課程有許多共同科目學分而得以轉讀經濟系二年級（當時屬法學院），結果與郭婉容同班。
可是228事件發生後，這些留日精英，都一一被列入清查對象，建國大學的學生當然也在全面緝捕、獵殺的優先對象之列。涂先生就是升上大學四年級時被盯梢了。當時涂先生為準備撰寫畢業論文，一邊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讀了三分之二，為了測試自己理解的程度，甚至把矢內原忠雄的《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譯成華文，涂先生當時這樣做對一個大學經濟系快畢業的學生來說是很正常的，但是在1940-50年代卻是一種萬分危險的行為。你想想看，當時在大學唸經濟系的學生從亞當斯密斯的《國富論》到凱因斯，能夠不知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嗎？但是當時如果去碰觸他的著作，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嗎？現在我們都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大家碰面以後才知道涂先生也是1950年被捕判刑，被捕前當他獲悉許多朋友一個個落網，他心裡已預感會出事，他在嘉義中學時和名畫家陳澄波的長子陳重光（不是實業家養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