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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林恩魁， 我的生涯很平凡無奇，假如我比別人多一點戲劇性，那也不是自己刻意安排或預想得到的。經過23年的教育，從小學到醫學院二年級，全部接受日本教育，我後來成為一名外科醫生，其中只有最後二年是戰後在台大醫學院完成的。 終戰時我23歲，因為台灣當時由日本統治，所以日語幾乎成為我最熟練的母語，但是我知道日本人把台灣人當作殖民地二等國民看待，因此終戰後，我始終堅定地想為台語找到表達的出路。我堅持漢字台語寫作，後來翻寫聖經也堅守這個信念，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血緣、親情和鄉愁。這種情結很難用文字詮釋，但是這本口述傳記整理的時候，破例用漢文記錄。這不是我晚年「變節」，而是想讓年輕一代多了解一些我走過的動蕩時代。 我曾用福佬話寫過一萬字左右的簡述──《我按呢行過變動的時代》，此書2006年8月由一橋出版社印行贈送親友。這篇文章曾在我的家人、親友中傳閱，也有機會在教會做見證時或在我教授的「台語」課堂上拿出來和大家分享，當然這短短的篇幅不可能傳達或記錄太多什麼。 如果人生是登山者一步一步攻頂或是討海人風浪起伏的航程，我知道自己的終程已近，剩下的日子，都在上帝的數算中。我心裡沒有驚惶，我懷著平靜的心情等待回家的日子。 28歲到35歲我曾經和許多難友熬過一段可怕的試煉，我僥倖從生死線上活下來。戰後228事件以及後來長達38年的恐怖噤聲年代，人民過的是威權統治下一言堂的日子，誰能有機會表達心中的感受呢？近年來這一段悲慘的歷史陸續有人整理出土，事實上大家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記得有人說過一句弔詭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所得到的教訓是：人類從來不記取歷史教訓。」當我翻讀《自由的滋味》、《被出賣的台灣》、《台灣─苦悶的歷史》、《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幽暗角落的泣聲》、《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風中的哭泣》上、下冊、《我在綠島2312天》、《福爾摩沙的呼喚》、《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白色封印》、《不堪回首戒嚴路》……和各縣市文化中心出版的口述歷史，心中回想那些和我一樣經歷過黑牢歲月的難友，彷彿看到他們青春的形影，重溫他們的名字，其中大多數是連一面都沒有見過，也不相識的陌生人，他們先後在獵捕逃亡中喪失了生命；也有許多人在坐牢判刑或送往火燒島坐牢之前就在馬場町、荒郊野外或台灣任何一個不知名的鄉鎮小巷被處決了。我在綠島待過七年苦獄，即使和我在綠島同時生活的難友，那時真正交往的，也只有幾個人而已，雖然知道自己的刑期，但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能否活著回來與親人見面。 日後，當我看到《紐倫堡大審》、《辛德勒名單》、《消失的一九四五》、《戰地琴人》這一類電影時，往日那一段不知明天命運將如何的驚心歲月，立刻一一浮現眼前，令人不寒而慄。 德國文豪歌德（J. W. Goethe, 1749-1832）曾說：「任何人只要早生或晚生十年，就他個人的教育和行動的範疇而言，大有可能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認為這位不朽的文學家是因為幸運降生在十八世紀中葉德國的大城法蘭克福，而又在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文明步向輝煌的時代離開人間，才會有這種想法。試想：歌德如果降生在二十世紀獨裁者列寧、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蔣介石、佛朗哥的時代，許多人其實在誕生時就註定在頭上蓋上死亡的戳記，因為人類在二十世紀發生了一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韓戰、越戰、福克群島戰役、二次波斯灣戰爭……人類用愈來愈現代化的武器互相屠殺。歌德如果不幸降生在這個時代當然會為他的話做全盤的修正，因為這些獨裁者手中操有生殺大權，一個人降生的年月，如果不幸碰上這些大獨裁掌權的時代，他個人的命運和人生藍圖必將截然不同。 童年時代，我對自己的故鄉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因為六歲時我就被母親帶到印尼，與在那裏經商的父親相會。父親當時從事的是蚊帳、纖維、紡織這一類的布商生意。對故鄉茄萣的認識是我長大以後聽長輩說起而逐漸串連起來的。 茄萣鄉那裡的居民，在二十世紀初期，就像台灣其它海邊的漁村一樣，十之八、九過著靠天吃飯的日子。除了種些稻米、地瓜、花生、西瓜維生之外，一半的時間是出外討海。他們經常坐上簡陋的竹筏，四個人撐著竹篙，到離海岸約一、二小時遠的地方捕魚。如果遇上大風大浪，每一次出海幾乎都有搏命的危險。竹筏上使用的是簡單的簍筐（連魚網也沒有），手指常常凍得失去知覺。一旦看到遠天的雲腳起了變化，就得提高警覺，快速回航，如果看到巨浪襲到船邊，也得趕快割斷簍筐的纜繩，升起半截油布帆，利用風勢逃離現場…… 也許因為生活這樣赤貧，我的父親才會想離開茄萣到印尼去謀求發展吧。我出生時是1922年，當時日本已經治台27年，比起逐漸邁向現代化的台北、台南、台中、高雄、新竹等各城市的生活，這個漁村當然仍屬偏僻、貧窮、落後的村莊。 我的父親林朝和，在故鄉茄萣讀完六年公學校（日本子弟則就讀小學校）。這個學歷在偏僻的鄉村應算高學歷了。我之後回想，林家子孫後來能走出祖先漁民和農耕生活形態，主要是因為接受教育而且重視教育的緣故。我的大伯林朝棟大父親十歲，當時在小學教書，他有遠見也留心要替弟弟找一個好對象。大伯後來在村裡的孩子中發現一個聰穎、漂亮的女生──王雀，她功課好、能力強，便認為這是林家將來的最佳媳婦人選。王雀比父親小五歲，據說她在襁褓時代，我父親還揹過她。後來等王雀從公學校畢業，林家就託媒人去說親，而且林家還希望她能再多讀點書，突破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舊觀念，把它做為結婚的先決條件。 這段姻緣成功了。林朝和與王雀婚後生下的第一個男孩便是我。成家以後，父親想想在小漁村待下來大概沒有什麼前途，便隻身搭船去印尼經商。母親為了配合父親並分擔家中的生計，又去台南醫院「產婆補習班」上課，接受正規的訓練並取得「助產士」執照。這在那個「古早」時代，幾乎可以看作和現在護理學院正規培育的護士相當的學歷，但她們做的工作卻是和婦產科醫生一樣的「接生婆」。 我所以不厭其詳地在這裡談到母親的學歷，是因為長大後我才知道生育我的母親，在血緣和資質方面是構成我的絕大部分，父親對我的影響反而不大，這或許是我們缺少「父子緣」；母親的早逝，對我造成的打擊，後面我會提到，父親的續絃，對長子的我和妹妹、弟弟們當然影響更大。 名作家蕭乾在將近八十歲時完成一本精采的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這位1957年被毛澤東劃入右派的作家，後來經歷了文化革命的浩劫，前後幾乎封筆30年，秉性溫厚的蕭乾在追憶文革浩劫的歲月時這樣寫著：「我感到人這種動物，倘若沒有『法』的制約，對同類發起狠來，誠然比猛獸更為凶殘。我痛恨世上一切靠特務及暴力來維持的統治。」事實上，1945年終戰被國民黨接收的台灣知識份子，在蔣家父子獨裁專制統治下，同樣經歷了38年戒嚴時代，福佬話、客語、原住民的母語全部禁止，全台灣長期進入荒謬的一言堂，過著「反共抗俄」的噤聲歲月！整整半個世紀，台灣後來雖然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可是學生在國民黨全面洗腦的獨裁威權統治下過著與外面世界完全隔絕的日子。1970年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台灣的彭明敏教授，歷經23年海外流亡生涯和備嘗艱苦的台灣獨立運動，1992年才又踏上故土。當年英姿煥發，曾是母校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的彭教授返鄉後回到台大法學院做了一場精采的演講，他感慨萬端的說：「台灣經過將近50年的獨裁統治，事實上有如冷戰時代鐵幕中的共產國家，我們和處在波濤洶湧的其他國家相比，台灣正如一泓停滯不動的池水，完全和國際急遽變化更新的思潮脫節……」（大意如此，這場演講曾發行錄影帶） 至於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經歷了更嚴酷、更殘忍的屠殺、勞改與迫害，於 讀者如果仍對彼岸的中國極權統治存有一絲幻想，我向你們推薦下列幾本著作，保證你們看了以後，會禁不住這樣哀嘆：「感謝上帝，我沒有經歷文革時代（1966-1986）那樣翻天覆地的動蕩年代，因為即使存活下來，身心經過這樣一番摧殘，事實已經和死亡沒有什麼兩樣！」 這幾本書比經過修剪掩飾的正史和官方報告更接近真實，也更教你恐怖沈痛，它是蕭乾《未帶地圖的旅人》、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張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五本書下筆時保持相當程度的客觀與廣袌的視野，所以閱讀時更加教人不寒而慄！ 二、
童年時代 父親當年落腳的地方是印尼現在首府雅加達（當時稱Batavia，以下為方便簡稱「吧城」）。當時印尼尚在荷蘭統治管轄之下，其地理位置位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主要由爪哇、蘇門答臘等五大島組合而成。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居住在爪哇島。氣候屬於赤道多雨熱帶，全年只有雨季與乾季之分。四月到十月為乾季、十一月到三月為雨季。當地使用印尼語、英語、荷蘭語、地方語言和當時少數日本人使用的日語。 我與母親第一次搭船前往印尼，渾然不知我要去的是東南亞一個島國，和台灣一樣同屬也是別國的殖民地，唯一的差別是當時台灣由日本統治、印尼則由荷蘭統治。六歲的我到印尼上小學，當時身分也應該算得上是「小留學生」吧！父親赴印尼經商，拿的是日本護照。當時日本在當地吧城設有領事館，館內有一所迷你型「日本人小學校」，於是我就順理成章成為該校的一名學生。一年級到六年級，全校學生不到三十人，我的班級只有四個學生（男女生各二人）。 跟著母親下船，見到來接船的父親，心裡卻有一種陌生感，眼前所看到的景色和故鄉截然不同。跟父親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後才發現，他平常忙著做生意，一年中多半時間都在印尼、新加坡一帶奔波；母親也忙著自己助產士的工作，早上送我上學以後，就很少有時間管到我了。 最初到吧城的幾天我不敢和父親接近，整天糾纏著母親要她帶我回台灣。我常常一大早起來就跑到附近運河的橋上，呆呆望著來來去去的小船，根本不想回家，有好幾次都是家裡叫女傭來叫我回去的。 母親沒有去接生的日子，也要陪父親在外面做生意、應酬。初到印尼我因為人生地不熟，雙親出門後，我就一個人乖乖關在房裡。 不久，等到我和附近的孩子混熟了，我的天地很快擴大了，膽子也漸漸壯起來。我上午學校半天的正課變成副業，放學後與同伴在外面遊蕩變成了正課，甚至經常玩到晚上八、九點才回家。 七、八歲時玩的遊戲有：放風箏、騎竹馬、彈彈珠比賽等。放風箏的玩法和台灣小朋友的玩法不同，製造風箏的方法也完全不一樣。首先要把玻璃片刮到像白粉一樣細細的，然後摻上一點樹脂和水攪拌在一起，再把它加熱到沸騰變成一團，這時放進風箏線，用手慢慢抽出線來，玻璃粉就會黏在線上。放在陽光下曬乾，於是就變成可用的風箏線了。 拉著這種線放風箏，然後在空中的兩個風箏有如戰鬥機在空中展開大戰，最後有一方的風箏線斷了，風箏很快地從空中飄落地面，這一方就算輸了。這種玩法很新奇、有趣，它成為我童年時代美好、鮮明的回憶…… 等到三、四年級，我變本加厲，遊蕩的範圍擴大了。吃過晚飯，我和一群玩伴，偷偷搭上免費的馬車（當時吧城的規定有如今天的新加坡，一律不准空車進入繁華鬧區，以免妨害交通的流暢）。玩伴中有一個孩子的父親，在鬧區開了麵食小吃店，我們通常在麵店先接受一頓免費招待，然後呼朋引伴去露天電影院看電影。有一天，也是晚上八、九點時分，我溜回房間時，終於被父親逮個正著。他發現事態嚴重，狠狠地給了我一頓毒打。 這種適時採取的體罰，對於我應該是當頭棒喝，無奈這時我已陷入泥淖頗深，積習一時難以拔除。 後來我的三個妹妹：雅雅、麗麗、敏敏相繼出生。父、母親看到這個家中長子遊蕩成性，不知上進，整天在外面廝混，這樣林家日後還有什麼希望？ 當時統治印尼的荷蘭人，純粹把印尼當作會生金蛋的母雞，並沒有像日本人在台灣全面創立小學、中學、商科、農業職校、工科職校等教育機構，甚至在台北又創立了形同大學預科的台北高等學校和台北帝國大學。即使把它視為日本皇民化的殖民政策，教育仍是日本半世紀殖民統治留給台灣人最大的資產。 即以當時的吧城來說，附近也沒有像樣的學校可以就讀。父親從長計議，想到雖然遠從台灣來異國經商，創立了一番事業，但是如果孩子不成材，一切不都是落空了嗎？ 我小學四年級課程結束後，父親做了影響我一生最重大的決定。他交代忠誠的夥計文楷叔把我帶回台南繼續完成學業。回想起來，與我父子情緣不深的父親，幸好能夠當機立斷，否則我以後可能在印尼成為一個混混，身為林家長子的我如果沒有回來台灣接受教育，我真的不敢想像自己會變成社會上什麼樣的人，至少可以斷言我恐怕不會踏入人生的正途。 三、
小留學生 印尼吧城五年，日本小學校讀到四年級，我在學校讀的課本是日本語。在當地生活期間我也聽他們講印尼話、荷蘭語，回到台南時我再度以「小留學生」身分進入與日本子弟共學的南門小學校[1]（今天建興國中舊址）。50個人的班級中，多數都是日本人，台籍只有四人而已（黃天橫、楊俊哲、蔡廷陞和我）。在學校當然都說日語，但是離開學校，則在日常生活中又恢復講母語福佬話。 離開吧城那一天，母親送我到月台搭火車，情形與五年前初抵印尼時相仿，只是時空顛倒過來，這回輪到我捨不得離開印尼的家，尤其是要和母親分別。 等我坐進車廂的座位，我知道離別的時刻到了，我隔著車窗看著淚流滿面的母親。 火車開動了，母親在月台上不斷地揮手，她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後完全消失了。與初次來印尼時一樣，文楷叔這一次又帶我到港口搭船回到台灣。 起初在一個遠親家安頓下來。開始住下來幾天，我就嚐到「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的滋味了。這時我發現自己不是付租金並在這裡搭伙食的少爺，而是要替屋主帶孩子和打雜的幫手。我要替這個遠親用布巾揹著週歲的嬰兒，如果有人發現嬰兒在我背上哭了，他就責怪是我故意偷偷捏他、打他。吃飯時，偶爾碰上節日桌上有一盤豬肉，他們就先開口：「這一樣菜你不敢吃吧？」我聽了這禁令，當然知道話中的含意，絕對不敢移動筷子去夾它了。在這屋簷下，每天過著心驚膽顫的日子，此時我才體會離家的日子是何等難熬！每當思念慈母，心情鬱卒時就會躲在房裡暗自啜泣。 記得有一天晚上，有一個好心腸的鄰居姊姊（顏兆億的大姊）看到我孤單寂寞，便帶我去參加台南市大正公園（今改為民生綠園），當時正舉行的跳日本節慶舞蹈的同樂會，那種溫暖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還很窩心。 從印尼回來轉入台南南門小學校就讀五年級，文楷叔替我買了學校的制服、體育運動褲、日用品、文具、教科書等，他不清楚男女生運動服有何分別。有一天上體育課，我換上體育褲，結果走進運動場，一群同學圍上來盯著我看，其中一個調皮的同學靠近我來拉我的褲管，把橡皮筋拉一下又放一下，嘴裡不停地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是什麼東西呢？」圍在一旁的同學們看了立刻哄堂大笑。後來才知道這個同學故意要出我洋相，因為文楷叔替我買的是女生穿的燈籠褲，褲腳藏著伸縮的橡皮筋，難怪同學們看我出糗時全部笑成一團。哈哈！竟會有一個「怪胎」穿著女生的燈籠褲來上體育課，真好笑，簡直比看到卓別林耍寶更有趣！這時我真恨不得在地上找一個洞讓我鑽進去，但是沒有辦法，只好站在那裡任他們揶揄取笑。 我南門小學校五、六年的級任導師是日本人藏原先生（原諒我，我未記下他的全名）。他是我一生中難忘的恩師。我們這一代受日本教育的台灣子弟，有不少人是在求學的不同階段遇到這樣的先生（日語稱教師為「先生」）。他教學認真、嚴格，更難得的是他對學生充滿愛心，學生在他諄諄教導之下，國語、算術、自然、歷史、地理等課程都打下紮實的基礎。 有一次我坐在教室裡上課，忽然渾身顫抖，牙齒喀喀作響。藏原先生看到我臉色蒼白，身體抖個不停，誤以為我這個過慣南洋熱帶氣候的小孩怕冷，就走到我身邊叮嚀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去曬曬陽光。可是曬了一陣，情況看起來也沒有好轉，後來才知道我罹患了瘧疾（Malaria），俗稱「打擺子」。如果染上這種病，發作時身體就會這樣因為發寒渾身抖個不停，治這種病當時最好的藥就是服用奎寧。 1895年日本打了「甲午戰爭」，李鴻章簽下了「馬關條約」（下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那時各地普遍衛生條件教育未上軌道，日本駐紮台灣的士兵、教師、工程師，死於傳染病如：瘧疾、傷寒、霍亂、肺病、瘟疫等惡疾的人為數不少。後來由一位醫生替我對症下藥，治好了瘧疾。 記得六年級（日本學制一學年為三學期）的某一天晚上，這一家屋主全家大小外出，留我一個人在家溫習課業。可能一時精神不濟打一個盹兒，結果踢倒放在桌旁的尿桶。慘啦，整個尿桶噗嗵一聲翻倒地上，當時我真的嚇壞了，連忙跑到外面來回捧回泥沙吸乾尿水。雖然做了善後工作，我還是擔心他們回來會聞到這股尿臭味，渾身嚇出不少冷汗。後來屋主一家人回來，聞到滿屋揮之不散的尿臭味，果然十分不快。這件意外事件，差點叫我嚇破膽，我清楚聽到自己的心臟「碰、碰」跳個不停。寄人籬下的生活，在我少年時代的心靈中留下鏤骨銘心的苦澀回憶。 小學五、六年級這一段日子，每逢星期六，我抓住機會就趕回茄萣去看外婆，而且會在漁村棲宿一夜，外婆最疼我這個長孫，也會塞一點零用錢給我。到了暑假，我就有一個多月的假期，住到鄉下好好溫習功課，後來上了中學也是如此。我甚至利用假期的餘暇織魚網、漏夜撿豬屎，幹各種粗活掙一點零用錢，後來外婆過世後，我就不好意思開口向阿姨要零用錢了。 父親在印尼經商的時候，家裡還有母親助產士一筆穩定的收入，印尼幣值和當時台幣是一比五，我們一家人在印尼的生活算是相當不錯。家裡為了我的前途著想，把我從印尼送回台灣當小留學生，這個重要的決定無論是否正確，對於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在外獨自生活，寄宿在一個冷漠相待的遠親家裡，不時要小心察顏觀色，看看自己有沒有犯下任何差錯，這種磨鍊倒是使我早熟不少。 人只有在晚年回首時才會漸漸了解，人生確實是一趟往而不返的旅程。我們每一個階段某一個決定，小時候或許由長輩或父母決定，甚至哪個時代的歷史時空裡一旦有一樁重大事件發生，往往會左右一個人日後的人生藍圖。而求學時代，雖然後來的成就選擇多半緣於自己的資質、努力和性向，但過程中又會不斷地產生變數，可是我們碰到的老師、貴人、挫折及偶發事件，未嘗不會使我們的路標產生相當程度的轉折。不過有一件事至少可以確認，「三分人事，七分天」，這句古諺也有幾分真理，強者可以改變，甚至創造命運。在我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人生不可解的變數，我把它交託給神。人不管多麼有自信和能耐，個人力量畢竟有其限度，縱然你雄心萬丈，自以為人生沒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要學習謙卑，時時刻刻自我反省。回顧人生路，我常懷著感恩，常常想到在不同階段，我交到的朋友，認識的同學，幫助過我，甚至傷害過我的人，我心中只有體諒與寬恕，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有弱點的人。德蕾莎修女說得好：「愛的反義字不是恨，而是冷漠。」日後成家後，無論開業醫生的工作多麼忙碌，我一定不讓自己的孩子，在成長的年代，錯失與父母親共享天倫之樂的機會，這種執著應該和少年時代自己的成長有莫大的關連。 四、
受 洗 不久我以優秀的成績從小學畢業，並考入當時以台灣子弟為主的州立台南二中（日治時代台灣分為台北、台南、高雄、台中、新竹五州）。日本子弟就讀州立台南一中。我的母校戰後改為台南一中，日人就讀的中學卻改為台南二中。 談到戰前日本教育制度，可說全面模仿歐洲學制，尤其以德國為主要學習對象。小學六年，中學五年與中學同級的高等商校、農校、工業學校也是五年制，高等學校（等於大學預科）三年，畢業後可考台南高工（現在成大前身）、台中高農（興大前身）、台北高商（台大商學院前身）。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相當難，畢業後可以投考帝國大學或進入一般大學（日本本土有六所帝國大學，台灣一所、韓國一所）。日治時代如果小學或公學校畢業，家境無法繼續上中學者，可在原校再受二年高等科學業，並可領到畢業證書，約等同現在國中二年級的程度。當然國小六年畢業未考入中學者，也可以在原校讀高等科，但讀一年者考上中學，則不發高等科畢業證書，畢業後晚間可上青年學校一年，共計九年義務教育。但是當年接受小學六年或九年教育的人，現在都已是75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能像一般日本國民毫無困難地欣賞NHK電視節目，也能以日文閱讀許多不同領域的日文書籍並吸收新知，其程度之高足以讓現在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知識份子為之汗顏，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日本教育的品質管制之嚴格和成功之一斑。我結束了與日本子弟共學的小學六年學生生活，開始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主，日本子弟較少的中學，即開始感受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被日本人統治的殖民地居民，是他們眼中的二等國民。 中學一年級時我住學寮（宿舍），星期六我常會邀表弟和我相伴回故鄉茄萣，住一個晚上第二天才回到學校。這時疼愛我的外婆已經過世，心靈上感到十分孤單，父母和三個妹妹都遠在印尼，孤單在外的生活，使我必須學習獨立面對人生的種種考驗。 週日從茄萣回台南途中，我會經過喜樹仔到「灣裡長老教佈道所」，順便進去看看教會做禮拜的情形，這是我第一次開始和教會接觸。迷途的羔羊看到教會溫暖、和平的氣氛，有如一個大家庭，這種兄弟姊妹般的親情立刻把我吸引住了。我開始固定參加週日禮拜，也勤讀聖經、唱讚美歌。我也是在這裡認識好牧人王興武傳道（後來封牧為牧師）幾年前我在《台灣教會公報》看到王牧師度過百歲誕辰的消息，他和羅東教會牧會的王英世牧師，是台灣長老教會大家熟悉的美談，夫婦都是牧師，兒女也都是牧師，打電話去公館找牧師時一定要說出全名，否則一定會弄錯對象。他是很有愛心的好牧人，他發現我父母不在身邊，王傳道就叫我住在灣裡佈道所，我接受了他的美意，在佈道所住了兩個禮拜。我細心觀察王興武傳道夫婦每天如何虔誠、謙卑地事奉上帝。他們的愛心一步一步帶領我認識萬能的主。 有一天王傳道問我是否願意受洗成為一個基督徒，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好，我願意。」不久我就依照王傳道的安排去台南太平境教會由施鯤鵬牧師為我施洗成為基督徒──這一年我十四歲，當時是州立台南二中一年級的學生，與我同日受洗的還有同班同學也是一生的摯友楊東傑。他後來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慈惠醫科大學，曾在台大醫學院、馬偕醫院服務過，並擔任台東醫院院長，現已退休住在天母。自從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以後，我在身心方面確切感受到自己是一個重生的人，不再感到孤單徬徨。我也常想：如果沒有宗教信仰，後來我在人生不同階段遭受的試煉，自己是否能堅強地支撐過來？每一次想到這裡，我都會懷著感謝，想到上帝差遣好牧人王傳道帶領我認識神的大愛。 幾年前盧俊義牧師在電視台「好消息」講述「路加福音」，他就提到王興武牧師和王英世牧師，時間真快，上帝保守這位好牧人王興武夫婦克享美壽度過百歲誕辰，如今五代同堂，子秀孫賢，一家人都見證了主的大愛。 感謝主讓我在人生的轉捩點上，遇到王傳道。如果沒有遇到他，我的人生將會黯淡很多吧！ 我在這裡提這件事，不是要炫耀東京帝大醫學部的畢業生多麼了不起──它確實是日本萬千學子想要進去的名校，尤其是醫學部。但是我這裡說到這位學長郭維租，因為他和我同時代，而且他常常提到他在東京留學，最大的恩賜是因為東京帝大法學博士陳茂源學長引介能夠成為矢內原忠雄的入門弟子。 凡是對日本維新以後的「新日本」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日本無教會主義的始祖內村鑑三。全日本基督徒所佔比例不高，無教會主義的基督徒更少，但是內村鑑三以降的門生，出現了幾位影響日本思想界的傑出學者，矢內原忠雄是第二代，郭維租、高橋三郎則算第三代。 人孤孤單單降臨世界，最後也是獨自離開這個世界，世上的榮華富貴轉眼成空，60年、80年，甚至100年，彈指而過，一切復歸塵土。人沒有信仰，豈不是有如孤舟入海，回想在綠島敲硓石古石、挑重物、做苦工的日子，我不知有多少次在思念親人，極端焦慮、充滿鄉愁的孤單日子中不停向上帝禱告，我在這種時刻更真切地覓取到神賜給的力量…… 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生的轉折，我不知道，對我來說，一個人沒有宗教信仰，茫茫人海豈不是連羅盤都沒有嗎？而一個旅人身邊沒有這些重要的配備，他如何確定方向？對旅人來說這不是很危險的事嗎？ 我出生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但1940年去日本留學時，戰火已經在中國遍地展開，到1945年日本敗戰宣布無條件投降時，我在東京帝大只唸完一半課程，卻親自經歷了美軍對日本本土的大轟炸，看到渺小的軀體隨時都有可能在分秒間粉身碎骨。身處戰亂時代，一個人完全沒有辦法預知自己下一刻能否存活下來！ 然而宗教信仰卻提醒我：人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數算中，神的旨意決定一切，因此愛因斯坦、史懷哲這樣具有大智慧的人，時時會不經意地談到生命的神秘，對宇宙的每一樣事物懷著敬畏之心，只有無知的狂人，才會以為自己多麼偉大，用這個角度去判斷真假，也是八九不離十呢！ 五、
一張石頭照片 離開印尼回到台灣轉眼過了四年。這時我已經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對母親的思念並沒有因為兩地相隔而稍減，反而更渴望母親慈愛的照拂。在印尼吧城度過的五年成為我一生魂牽夢縈的童年時光，這是我唯一享受過母愛的日子。 從我出生開始，父親就在外面忙著做生意，他的輪廓在我的腦海裡，只是維持一家之主稀淡的影像。我回台期間那幾年來都會定期收到家裡寄來的學費和生活費，信封裡除了支票通常還附有母親的親筆家書，這是母親和我親情綿長的牽繫，所以我們之間彷彿存在著奇妙的心電感應。 升上中學二年級的暑假，忽然接到母親來信，要我回印尼和家人團聚。聽到這個消息，我欣喜若狂。趕快把行李整理打包，訂購船票準備啟程。 四年和家人相隔兩地，因為焦灼的鄉愁加上親情的眷戀，拉長了「心理時間」，造成一種奇妙的錯覺，感覺上好像是分別了一段漫長的時光。台灣和印尼當時需要半個月的航程，站在輪船的甲板，望著碧海藍天，心裡想著就要見到的弟妹和父母親的影像。現在家裡除了我和三個妹妹又增添了大弟東雄和四妹娟娟。他們現在站著一列排開會是什麼模樣？ 等船靠岸，吧城在望，見到來接我的母親，立刻迅速向前跑去投入她的懷抱。記得踏入家門時是中午時分，母親很快端出親手做的蛋皮潤餅，裏面夾著雞肉。這種久違的媽媽親手烹飪的特殊口味，看了不禁垂涎欲滴，真是朝思暮想的山珍海味！ 九年來母親在吧城已是有口皆碑的著名助產士，常常有產婦從遠近不同的地方，預約分娩並指定要由母親接生。至於真正出去往診到嬰兒呱呱落地，前後大約費時十天左右，這個暑假我回印尼和家人團聚，母親出去接生時，她都會帶著我做伴，也藉此彌補四年來分隔兩地的無奈和思念。 母親和我坐在馬車裡，馬車急馳經過郊外時，沿路看到的是熱帶氣候青翠的鄉野，呈現出和台灣不同風味的異國景色。母親一路就會問我一些在台南唸書時發生的事。當我說到在外寄人籬下生活的孤單、辛酸，母親就流露疼惜的神情或發出輕輕的歎息。當她聽到我在佈道所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時，她又用充滿喜悅、關懷的神情望著我。 啊，我親愛的慈母，她的神情、臉龐、講話的語調到現在還鮮明的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父親停留在家的日子很少。學校暑假前後雖然有兩個月，但台灣、印尼來回航程就要扣除一個月，實際剩下的假期只有短短一個月。因為暑假中還有規定的功課，諸如搜集各種植物壓乾並做好標本等學校規定的作業。一邊也忙著這些習題，一邊準備下學期開學後要如期繳出的作業。 時間過得很快，眼看著暑假就要結束。母親一時福至心靈，或者是基於心電感應的預感？她刻意安排我回台灣之前，全家九人到吧城一家照相館合拍一張家族紀念照，但是一直到我離開印尼吧城前夕，在外地做生意的父親，歸期仍然不能敲定。母親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於是帶著我們六個孩子（二男四女），一齊在照相館留下了林家最有紀念性的一張「全家福」。 這一張「全家福」站在裏面的父親是由館內的職員，法國國籍的攝影師用獨門特技把他放進鏡頭裡去的。母親風姿高雅，儀態出眾，我穿著當時州立台南二中的制服，身為家中的長子，神情看來已是很有自信、精神煥發的中學生。前排由左至右依次為大妹、二妹、三妹和依偎在母親身旁的四妹，我的身旁則是小我十歲的大弟。當時小弟民雄尚未出生。 從這張照片的穿著可以看出當年華人、台商在南洋一帶奮鬥成果的一斑。尤其我的弟妹們，因為父親這時經商已有基礎，母親助產士也有相當不錯的收入，我的弟妹們在荷蘭統治下的印尼吧城度過華麗、安樂、多采多姿的童年。上學時有司機用四輪黑轎車接送，家裡母親專屬的女傭也有三人，負責烹煮和家中雜務。我們住在一幢寬敞的洋房，與當地人毗鄰而居。記得家前有一條小溪潺潺流過，隔壁就是咫尺在望的回教教堂，對面則是宰殺羊的屠宰場。 這一張十分珍貴的「全家福」攝於一九三六年仲夏，這位法國攝影師拍下這張傑作，又把它鑲嵌在石頭上──成為林家後代子孫的傳家寶，這也是慈母後來留在我們兒女腦海中最後的定影。 完成這張也被林家稱為「石頭照片」的歷史性鏡頭，第二天我就搭船回台灣，當然我不會想到這是和慈母最後的訣別！ 之後，我沒有再回到印尼這個度過五年童年時光的吧城。在這裡我享受過自己童年、少年時代的天倫之樂，這裏面能捕捉的影像，是經常在外經商、奮鬥奔波的父親；每天為往診、接生新生嬰兒忙碌不停的母親，沒想到一生中我能和母親廝守的時光竟是這麼短暫！ 14歲的少年，身為家中長子，再度離開父母身邊在台灣生活的我，在體驗過寄人籬下的滋味，進入中學後又開始外宿的生活。這些體驗無疑使我在人生的路程上，較同年齡的人早熟，並養成我的獨立性格，當時我不知道這些鍛鍊十分有助於我日後遠赴日本求學接受考驗；在求學之路上，我從未停止力爭上游，這種心理質素的打造對一個人迎接生活的戰鬥是極其重要的。 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中心的中學，我清楚自己不是日本人，台灣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日本同學，無論相處多麼和諧、投契，他們還是有一種優越感，會在某一種時刻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在今天世界各國已形同地球村的時代，即以許多種族冶為一爐的美國而言，膚色種族的歧視仍然不可避免，難怪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1963年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面對二十五萬在場的聽眾，以「我有一個夢」為題發表演講會說：「我有一個夢想：有朝一日，希望我的四個小兒女，會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來評價他們，而以他們的品質內涵來評斷他們的國家。」旨哉斯言！ 這位死在白人槍口下的民權鬥士，殉難轉眼已滿40年，一百多年來黑人努力爭取民權和各項平等人權和尊嚴，比起他們的祖先，看來已掙脫多重枷鎖，特別是在運動、舞蹈、音樂等領域中都有搶眼亮麗的表現。然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說：「世界和平只能由兩個途徑達成──世界政府或種族混合。」哪一個途徑將需要更長時間似乎有待觀察，若干專家預估，僅在美國，等待全面種族混合，就要漫長的一千年！ 六、
噩 耗 回到吧城度過一個月暑假，父親在我印象中多半時間都在外地經商，他一年中到底有幾天待在家裡？這是因為一家八口的生計都落在父母肩上？或者要維持印尼林家生活的水平和排場，使父親和助產士母親二人必須這樣拼命工作？當時三、四十歲盛年的父母，一定沒有想到為建造一個溫暖的家庭，母親的健康卻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暑假結束，我回到台南升上中學三年級，1937年，遠在印尼吧城的母親生下幼弟民雄。 有一天，像往日一樣在學校接到從印尼寄來的家書，算算月份，應該是家裡定期寄給我的支票，兌換錢款後做為我在台灣的生活費和學雜費。放學後回到宿舍，我高高興興地騎腳踏車到銀行領錢。辦領款手續的空檔，我打開信封取出信函，裏面的信通常是母親的親筆家書，我早已習慣母親一手娟秀的筆跡，可是這一次竟出現了一個陌生男人的筆跡。啊！這是父親的字，多麼稀奇！父親這一次怎麼會親自給我寫信？我心裡浮起一種奇怪不祥的預感。我很快地讀下去，裏面寫的竟是一個對我不啻青天霹靂的噩耗：母親死了！母親懷的第八胎嬰兒竟是死胎，死神一併把慈母帶走了！這一年母親不過35歲。唉！上天何其殘忍，奪走這麼疼愛我們，對我們全家人這麼重要的母親！我讀著這一封信，眼前頓時一陣昏天暗地，顧不了人在銀行，眾目睽睽下我當場嚎啕大哭， 衝入房間，趴到床上，我攬著被子又放聲痛哭了一場。屋主得知消息，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百般安慰我，最後也摟著我哭成一團。我一時茫然不知所措，腦子裡昏昏沈沈，一片空白。因為精神沮喪，提不起勁上課，破例向學校請假數日，在宿舍裡休息。 那張「石頭照片」中風姿綽約的慈母，她的形影從此像電影中的「停格」畫面，成為我們子女們腦海中鏤骨銘心的記憶。 可憐的父親，事業本來有如旭日東升，失去了母親這位重要的賢內助，立即有如樑柱傾頹。長子在台灣求學，另外六個兒女纏著他，他的處境堪稱內外夾攻。1938年六月父親決心把留在印尼的六個孩子由親戚帶回台南，並寄宿在我伯父家。 這時大妹雅雅已經就讀小學五年級，我想到大妹必須考上台南第二高女，將來才能好好地帶領弟妹們上路。我一邊忙著自己中學最後兩年的課程，一邊負起指導加強她課業的責任。我抱著只能成功不准失敗的信念，盯緊她用功。記得那時她常常一邊補習，一邊掉眼淚。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年後她果然考取以台灣子弟為主的州立台南第二高女（戰後改為台南女中）。看到她打贏這一仗，我心中如釋重負，好像放下了一塊大石頭。 兄弟姊妹寄宿在大伯家，我負起指導大妹功課的任務告一段落。可是日本在東南亞的戰局不但擴大而且越陷越深。父親從長計議，認為應該趕快結束印尼的事業，回到台灣重新開始。1940年7月我由州立台南二中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日治時代此校第14屆畢業生。 進入以台灣子弟為主，日本子弟反而只有四分之一比例的州立台南二中。每個班級成績前五名的學生多半由台灣人包辦。日本老師教課時倒是一視同仁，不會明顯區分日本和台灣學生。可是我們這一代從小接受日本教育的人，談起個中感受的微妙「差別待遇」，每一個人的境遇可說各有不同。有的人碰到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的體育教師，或對殖民地的台灣人懷有偏見，充分流露統治者優越感的日本人也所在多有。比我小八、九歲的台灣學生，有的趕上日本節節敗退的幾年，正是日本在台灣全面推行皇民化時期，被徵召投入「大東亞共榮圈」戰場的台灣兵員，有的以陸軍志願兵被派往南洋作戰，甚至在大戰末期已有許多中學生被徵調接受「學徒兵」（學生兵）軍事訓練，準備上戰場進行最後的困獸之鬥。日本本土和台灣則有一批批「神風特攻隊」如飛蛾撲火般衝向美國航空母艦，這是1945年戰敗前夕一批一批犧牲的少年飛行員。那時我已赴日本留學，在漫天戰火中得以幸運地繼續醫學部的課程。回顧當時日本政府為了保留人才，理工科學生不用參戰，文科學生則無法豁免。這在當年出身浦和高校進入東京帝大的校友中，明顯可看出同樣是高等知識份子，帝國政府對他們卻有不同的待遇…… 在台灣完成中學課程的我，已是18歲的青年，這時我決心遠渡東瀛深造，而當時要到日本唸書多半得是富家子弟才有此經濟能力，可是林家彼時已經家道中落，經濟情況大不如前，但是身邊有七個兒女需要培植並接受教育；助產士的妻子原本能分擔家計，可是35歲卻猝然病逝，家中失去重要的支柱。父親此時看來意興闌珊，孩子先送回台南接受教育，兩年後他也結束印尼的事業回到台灣。 我在林家家道中落的戰爭期間，雖然懷有雄心大志，想來也頗令父親倍感躊躇。前面已經提到，我的求學過程，小學階段在印尼日本小學校唸到四年級，回到台南南門小學校續讀五、六年級。小學時代我在日本人唸的學校和他們共學，後來又考入州立台南二中以台灣子弟為主體的中學。但是我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而且州立台南二中是充滿蕃薯仔精神的中學。學校雖然規定學生講國語（日語），可是學長管學弟的鐵則中有一條是台灣同學私底下彼此之間要講台語，否則會被學長視為「叛骨」叫到一邊動拳修理。受此教訓的台籍學生沒有人敢吭聲，因為這是當時日本體制外的台灣傳統教育的一環。 父親未結束印尼事業回到台灣之前，我就向我在台灣的代理監護人張臻臻阿姨提出請求，請她准許我赴日本留學。因為母親曾經資助她在東京女醫專完成學業，成為一名女醫生，算來母親也算她的大恩人，可是臻臻阿姨一開始不肯接受我的請求，她說台灣有不少子弟去日本唸書，結果很多在日本成為花天酒地的浪子，一事無成客死異鄉。但是中學畢業的我，已經深刻感受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受到歧視，是被看作二等國民，心中已不想在台灣繼續唸下去了。因為我接二連三的請求，她最後拗不過我的堅持，只好答應放行，而臻姨為了回報母親當年的恩情，於是定期寄錢供給我在日本求學的學費，就這樣我終於度過了補習學校與浦和高校的前四年，多少解決了學費迫切的問題。 前面提到，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父親失去身為助產士的妻子這一筆穩定的收入後，是單靠自己在外面經商奔波，以供給七個孩子教育培植的需要，而我要求到日本留學不啻是一筆可觀的花費，回顧這時父親結束印尼事業回到台南，一切等於從頭開始。即使身為長子的我在學校一直保持優異的成績，但在這個當口我提出想赴日本唸書的計畫，推斷父親當時的心情和處境應該不是很願意全力支持我吧。我慶幸自己能堅持，並找到張臻臻阿姨這條管道，往後「教育」真的改變了我和弟妹們，不，應該是林家的命運。有如一盤棋局，如果我在這時下錯一個棋子，那麼往後想收拾殘局，恐怕已是欲振乏力了。 七、 戰火•青春•東京 1940年五月我從基隆搭「富士丸」商輪渡海赴日本留學。想到自己從小學開始兩度以「留學生」的身分，在印尼和台南前後度過11年的學生生涯。前面二次渡海求學都不是由於個人的意志，這一次第三度出洋求經，才是我自己痛下決心的計畫。站在甲板上望著浩瀚無際的太平洋，想著揮別親人獨自遠赴日本留學，這一趟遠行即使平順，至少也要花上七、八年以上的時間，不禁有些感慨。經過二夜三天的航程，終於抵達日本繁華的東京市。 這一年我18歲，儼然是一個懷有雄心大志的青年。抵達日本第一件事就是想辦法在東京市郊民間租一個房子安頓下來。走了幾個地方果然發現一家幽靜的民房，前面也有一條大溪發出淙淙水聲。如果租下這個房間，應該是可以安心讀書的好環境。 敲門探詢之下，屋主出來了。我用日語問他：「這裡有房子出租嗎？」他看我一派中學生的模樣，便問我從哪裏來的。我告訴他說：「我是中學畢業生，是從台灣來日本求學的。」 屋主聽了，面有難色地搖搖頭，回答說：「這個房間以前也租過台灣來的學生，他們不守規矩，不打算再出租了。」 我聽了，心想運氣真不好，臻臻阿姨果然說得不錯，來日本求學的台灣子弟雖不乏苦學的好學生，但是也有不求上進的富家子弟，拿家中的錢來這裡虛擲光陰，結果到頭來成為一事無成的浪子。 經我再三向屋主懇求，大概他看出我的談吐和誠意，於是心軟答應我先簽租三個月，看看我表現如何再作決定。 住下來不久，我接到家裡寄來的一個包裹，裏面正好有幾包台灣糖，這個東西來的正是時候！我便分送給屋主一包。在大戰期間，這是十分珍貴的東西。屋主收到這個禮物，實在喜出望外，態度立刻有很大的轉變，更重要的是我後來的表現也合乎屋主的要求，他們夫婦待我有如自己的親生子女。 戰前日本全面以德國為典範，教育學制也莫不依此依循，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當然也採取小學（六年）、中學（五年）、高等學校（三年）、大學（三年，醫學部四年）的學制。 彼時投考高等學校，必須和日本各地眾多中學生競爭，所以難度超過投考一般大學，當時的日本大學比高等學校多。如果能進入高等學校，幾乎保證將來可以進入大學，不過高校畢業後矢志要考著名的國立帝大，如東京帝大、東北帝大、京都帝大、九州帝大……則須經過一番激烈的角逐，因為錄取名額相當有限。 因此抵達日本後我先在御茶水附近報名「日進補習學校」加強必考的科目，如數理和英文等。一年後我順利考上舊制國立浦和高校（以下簡稱「浦和高校」）。原來拒絕租屋給我的屋主，聽到我同時考上浦和高校和滿州國立旅順工業大學，屋主夫婦真的感到與有榮焉，有如自己的兒女金榜題名一樣高興。旅順工大校址在當時日本佔領的滿洲國（今中國東北），於是我就近選擇了浦和高校。高等學校等於大學預科，仿效德國學制，分文理兩科。文科準備將來進入帝大文學部、法學部或經濟學部，以外國語文為主修。甲類主修英文，乙類主修德文，丙類主修法文。理科準備將來進入帝國大學理學部、工學部、醫學部或農學部，分別主修數學、製圖和生物學等科目。 高校第一年我住學寮，第二年仍然開始在外面租屋。留學期間我的生活十分單純，每天的生活就是奔波於學校和宿舍之間。雖是埋首苦讀不問世事的歲月，但是心裡知道日本已捲入二次世界大戰而且愈陷愈深，因為看得出日本百姓平日的生活日益艱苦，食物開始採用配給制度，被徵調戰場的兵員傷亡數字已經無法全面封鎖。日本不但在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和中國逐漸擴大戰局， 1942年4月由航空母艦起飛的美國B25轟炸機開始猛烈轟炸東京、名古屋、九州、四國等沿海城市。同年六月中途島海戰，日本帝國海軍主力有四艘航空母艦先後被擊沉。這些消息雖經極力封鎖，但百姓物質生活的拮据就紙包不住火了。隨著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元帥殉國陣亡，誇稱所向無敵的日本陸軍，竟也在南太洋所羅門諸島不斷傳來全數「玉碎」（殲滅）的訊息。 日本軍部除了想盡方法封鎖消息，在日本統治後期於台灣也極力推動皇民化政策，並強迫徵調台灣人去南洋當軍伕或直接投入戰場。我隻身在日本全心埋首苦讀，隱隱約約知道戰火已瀰漫全球。我既然背水一戰來到日本求學，目標是先完成大學學業再說，因為我只是一名高校生，和當時的芸芸眾生一樣，不知道戰爭會拖到何年何日才結束。 我從浦和高校三年畢業後，1943年7月考入東京帝大醫學部。東京帝大素來是日本全國學子嚮往的名校，校門是「赤門」。要踏入這個赤門因為名額有限，所以難度很高，若想進入只有40名新生名額的醫學部，則有如進攻鐵門。進入醫學部醫學系彷彿高峰攻頂，稱得上是難上加難。東京帝大法政科畢業生經常是政府高官甚至未來首相的不二人選；商學科畢業生則有機會成為企業部門的領導人物。這一屆醫學部醫學系錄取新生四十人，其中36人為日本人，台灣人計有：劉沼光、樂錦銓、李德義和我四人而已。 日本人迷信名校本來就到了幾近瘋狂的程度。東京帝大的畢業生難道將來就保證一定個個名成業就、飛黃騰達嗎？恐怕也不盡然。可是確實有家長想不開，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進入東京帝大，有不少日本家庭為此而釀成悲劇。名校固然有可能培育傑出校友，但是如此執迷名校招牌，並非正常現象。以英國而論，伊頓中學培育了日後擊敗拿破崙的威靈頓，八百多年校史的牛津、劍橋飲譽全球，歐洲布拉格大學、海德堡大學、柏林大學、斯特拉斯堡大學、來比錫大學、慕尼黑大學、美國長春藤聯盟的著名大學都是這種現象的延伸。 1943年10月我到東京帝大註冊，日本在戰場上已經沒有打過勝仗，消費品日益缺乏。美軍轟炸日本本土的次數相當頻繁，日本在海上已經全面撤退。美軍空襲已重創了許多日本本土的工業城市和港口。日本看來前途黯淡，國民的心情日益沉重。鐵路兩旁 醫學部的課程，第一年有解剖、生理、生化。第二年是微生物、藥理。一節課是3小時，一天上完課往往已是日暮時分，從教室走出來天色很快就黑了。醫學課程幾乎全部採用德文教學，還好我在高校三年已有基礎。至於教授用日語上課我們當然沒有問題，可以全盤接受。 我就讀東京帝大的兩年時間，學校宿舍被炸了兩次。東京當然更是美軍巨型B29新式銀色轟炸機的目標。我永遠忘不了1944年3月10日（日本陸軍紀念日）在東京市郊本鄉那一場怵目驚心的夜間轟炸，美軍投下的燒夷彈燒毀民宅，造成重大傷亡。幸好我及時逃出，無數民宅都為火海吞噬。我跑到外面，沿路看到有人為了逃生跳入水中，但是投下的燒夷彈在水中仍會燃起熊熊的火焰，所以跳進水中的人不是燒死就是溺斃，情況真是慘不忍睹。沿路還可以看到屍體堆積滿地，很多看得出來是一家人或親友，頭都朝向同一個逃生的方向。從這裡可以判斷他們都是在奔跑求生時被燒夷彈從地面竄起的煙霧嗆死，其悲慘景象真如人間煉獄。多年後我觀看宮崎駿的動畫名作《螢火蟲之墓》和一些戰爭影片，就想起二次大戰末期親眼經歷的東京大轟炸，一幕幕驚惶逃生、屍體枕藉，舉目看去全是斷牆殘壁的景象。真的，只有在那種時代存活下來的人才能感受到戰爭的可怕，生命如螻蟻，朝夕之間，一切的財富、榮華、生命，在剎那間全部化為烏有。從歷史不斷重複的人為悲劇看來，人雖為萬物之靈，反過來也是愚不可及。想想進入21世紀，科技文明創造了多少可以享用的福祉，可是人類未來的前途，仍然危如累卵，稍一不慎，今日的按鈕核子戰爭，已經隨時可以使地球再度回到洪荒，這是何等可怕的處境！ 這次民宅炸毀，我僅以身免。當然書籍、日常生活用具、衣物等全部蕩然無存，一切歸零，能保住一條生命已是萬幸。 幸好，這時台南柳營人劉明電（其兄劉明朝也是東京帝大法科畢業）對台灣留學生及時伸出援手。他們在新大久保擁有一座豪宅，當時大部分留守東京的多半是公務人員或有職務在身的，劉氏妻女這時已疏散到輕井澤鄉下。這一幢豪宅主人特別歡迎母校東京帝大的台灣留學生去住，於是正苦於無處棲身的劉沼光和我，便毫不猶豫地搬過去住下來。 半個世紀後，我已經是古稀老人，從網站查出的資料，得知在東京大久保擁有豪宅的劉家昆仲來自南瀛第一世家台南縣柳營。 劉明電（1901-1978）是台灣人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獲得哲學博士的第一人，馬克思主義信徒。在日治時代即開始長期對抗日本殖民統治。1935年因「柳營事件」抗爭舉家避居日本，228事件後曾與友人楊春溪、謝溪秋、甘文芳聯手寫信，批判蔣介石、要求嚴懲陳儀。其龐大家產皆被國民黨沒收，並列為國民黨第一批列管的黑名單，國民黨曾派出蔡培火出面勸說劉明電放棄左派思想，並答應歸還沒收之財產，但劉明電仍堅持為理想和馬克思主義奮鬥，1978年客死日本。如今想來我和劉沼光住此豪宅時，主人劉明電還是43歲盛年時代。 由於東京轟炸頻繁，人心惶惶，東京市本場、兩國、深川平日就常進行防空演習。演練時人人排成一列，看到火就用水桶撲滅，統計演習成績，這幾區效果最好。 天亮了，我們在一片廢墟和死屍枕藉的慘況中摸回劉氏豪宅，發現整棟豪宅只剩下水泥大門的門柱矗立著，一萬多冊的藏書也被大火燒成灰燼，層層疊疊依稀可以看出那是書櫃的藏書。昨天晚上逃難的時候，從東中野沿國鐵的中央線逃到上野大約有五、 我們兩人結束了為期短暫，住宿免費但膳食必須自理的生活。我親身經歷了二次轟炸後劫後餘生的全盤過程。 此外，就讀東京帝大一年級時發生了一件畢生難忘的事。有一次我和台灣同學相伴逛東京市，無意中碰到一個警察，二人竟被叫去派出所（警察局）。他要我們二人拿出證件，他瞥了一下我們的學生證，看到我們的漢名，知道都是台灣來的留學生。當場就怒目相視，粗暴地喝斥：「馬鹿野郎！你們要搞清楚，這裡是東京不是大稻埕！」他罵完就揮拳劈面打過來，就讀浦和高校時我參加過柔道部，也許因為我躲閃得法，受傷不嚴重，但是我的同學就被揍得鼻青眼腫。從他粗暴的行徑，說出「大稻埕」（現在台北迪化街一帶）這個地名──我們就知道他在台灣當過警察，他把我們兩個人當作二等國民的台灣人。我來日本留學五年間，發現日本人對待台灣人都一視同仁。只要你守法，他們絕對不會對你輕舉妄動，所以這是我踏上日本國土所遭遇的最大凌辱！ 1943年3月浦和高等學校三年級，報考東京帝大之前，我曾回台灣一次，因為不知父親搬去的新住所，幾經詢問打聽，終於找到家。因為當時已是清晨，父親看到我，面露不悅之色，原來這時父親已有繼室，而且繼母剛剛分娩，從父親的倦容可以看出新生兒的降臨，一定使家裡顯得手忙腳亂，他當天可能沒有睡好，剛剛入寐，又被我這個遠來的兒子吵醒，其懊惱可以想見。因為我發現父親出來時穿著短褲，新生嬰兒哭鬧著，大人無法安睡，情緒不免急躁，這種不快表情當然也無法掩飾。 父親當下命令要我煮一鍋飯菜給家人吃，我跟他說：「我不會炊煮。」他聽了頓時勃然大怒，開口罵我：「一個高等學校就要畢業的男人不會煮飯，簡直是笨豬！」 我聽了，只好低下頭來，開始洗菜、切肉準備飯菜，結果情急之下，又把一鍋飯菜燒焦了。 經歷了這一次的「落難」、「出糗」，我下定決心要趕快回到日本，只有考上學校完成學業我才有出路。本來父子情緣就很淡薄的親情，因為繼母進入林家，又生育了自己的孩子，我知道這個家已經沒有我這個長子插足的餘地了。 就讀東京帝大時，家境每下愈況，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加上父親回台灣後又有了繼室，不久也生下兩個兒子，全家生活負擔更重，戰爭中要支持我在東京求學的費用，似乎已經捉襟見肘。所幸，這時我已進入醫學部，父親至少了解我在日本一路苦讀，不是去混的。我記得常常自願負責為同學集體買書，藉此賺一點服務費做為零用。 1945年1月中旬，美國可怕的新武器原子彈試爆成功。日本和德國一樣業已瀕臨全盤覆亡的臨界點，戰爭落幕已指日可待。 歐洲戰場隨著墨索里尼被處決倒掛街頭，義大利全國等於群龍無首；進入1945年，希特勒顯然已無力抵抗盟軍，但他堅決拒絕投降。 杜魯門接下羅斯福總統積勞成疾亡故後留下的總統職位，想儘速迫使日本投降，也想以此抑制蘇聯史達林的野心。美、英、中發表了《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投降，然而日本政府拒絕接受。 美國這時決定使用他們最可怕的秘密武器。 原子彈在離地 原子彈爆炸的強烈光波，使成千上萬人雙目失明；10億度的高溫，把一切都化為灰燼；有些水泥建築物仍然屹立地面，但裏面一切可燃物都在瞬間化為烏有，白色灰燼中甚至可以望見死難者保持原有姿態的樣子。更遠的地方，有些人雖然僥倖活著，但不是嚴重燒傷，就是雙目被燒成兩個窟窿。在 廣島市當時人口約34萬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當場死亡，當日喪生死難者八萬八千人，負傷和失蹤者超過五萬人。全市七萬六千幢建築物全部毀壞的計有四萬八千幢，嚴重受損的則有二萬二千幢。 廣島的悲劇並未使日本立即接受波茨坦最後通牒宣告無條件投降。他們竭力掩蓋廣島真相，並且寄望由蘇聯居中調停，但一切跡象顯示日本仍在繼續進行困獸之鬥。蘇聯政府遵守對聯合國的義務，接受聯合國要求，宣布 愛因斯坦沈痛地說：「如果人類將來不幸有第三次大戰發生，那麼第四次世界大戰，人類使用的武器會是木棒和石頭。」這句名言現在已經成為人類的夢魘，也是一面警鐘。 大戰結束，日本人結束了在台為期50年（1895-1945）的統治，台灣人再度從日本國民回到另一個歷史時空，美其名為「光復」又回到「祖國」的懷抱，然而大概很少人會明白台灣即將迎接什麼樣的命運。很多老一輩的人看到陳儀短短兩年間的倒行逆施，真的目瞪口呆、看傻了眼，難怪會在心裡嘀咕：「狗走了，卻來了一群無法無天的豬！」日本至少在50年的統治期間，全面實施近代化教育，台灣無論在經濟、教育、衛生、醫療、交通、戶籍、行政系統、治安都有長足的進步，假如不是捲入二次大戰的烽火，當時台灣在亞洲的生活水平僅次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本土幾個著名的文化大城東京、京都、名古屋…… 縱然日本把台灣當作會生金蛋的母雞，剝削、壓榨、歧視固免不了，但是如果不是這五十年全面近代化的革新，台灣的文化水平將和二次大戰結束前的海南島一樣落後吧。 最可嘆的，是現在年輕一代真正對台灣歷史真正有清楚認識的，越來越變成少數的「先知」，這是台灣未來走向真正獨立建國所面對的最大危機。 台灣解嚴20年後的2007年7月，前衛出版社推出邱國禎《近代台灣慘史檔案》，作者在解嚴後10年，對蔣家父子威權統治時代，曾經發生的檔案進行搜集和解秘，作者擔任民眾日報主筆期間，每日一篇，在民眾日報連載261篇，他的苦心沒有白費，許多海內外的受難家屬，從這些報導中得知親人被捕槍決的血淚史，回響十分急切、熱烈。 該書取材台灣近代史，戰前19篇，重點擺在戰後，由＜白色恐怖的劊子手──警總＞揭開序幕，作者指出蔣介石在1945年終戰那一年即在重慶成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可見蔣氏當時即有意以軍事手段接收台灣，這種意圖竟因國共鬥爭，國民黨丟掉整個江山後落難台灣，讓蔣氏父子得以冠冕堂皇聯手以高壓手段統治台灣，直到1992年李登輝總統予以裁撤，時間長達38年──將近半個世紀，警總等於君臨台灣的惡靈，幹盡傷天害理的惡行。 根據非正式統計，警總以軍法處理的政治案件，約3萬至6萬件，受難人數高達14萬至20萬人，這一切反人權反人道，濫用公權力的目的，就是全面控制台灣人民思想的鐵證。 如今這種不公不義的政權，又想借馬英九競選總統之路，重新奪回政權，在媒體天花亂墜的合力演出之下，企圖完成進一步終極統一的「死路」。台灣人民真的這樣盲昧無知嗎？ 四百年來台灣經過多次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為什麼「自由人」不做，要充當別人的奴隸呢？ 八、
國立新京衛生研究所 二次大戰留學日本期間，我親眼看到東京本土所遭逢的大空襲。1945年春天，我在東京帝大醫學部讀完二年級的課程，正好得知當時日本佔領的滿洲國立新京（即長春市）衛生研究所需要醫生，因我想去了解台灣知識份子心目中的祖國到底是怎樣的國家，便決定到那裡赴任。當時做這樣的決定，並不知道人生之路會有什麼不同的轉折，在東北滿洲國這半年的時間，也許我躲過了廣島、長崎可怕的原子彈浩劫，但是短暫的半年滿洲國之旅，滿州帝國的東三省包括奉天省、吉林省、黑龍江三省（奉天為瀋陽舊稱），無疑在我日後生涯中投下不可知的變數，這個關鍵在日後回顧時，很清晰的呈現出來。 因為在戰爭期間，幾分、幾天、半個月的落差，一個人的命運可能就會完全改觀，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那一刻，神風特攻隊待命的「自殺少年」，散布在東南亞和全世界各地戰場的士兵，他們的命運不等於定讞的死囚突然被宣判無罪釋放嗎？ 回想留日期間，我在抵達東京第二年報考浦和高校，也曾經同時報考日本在滿州國創辦的旅順工業大學，因為考試在日本舉行，我也錄取了。青年時代我對工科也有無限嚮往，進入浦和高校時我也是選擇理科甲組，這等於意味著我準備進入帝大工學院，但是在報考東京帝大時由於父親的意願我卻選擇了理丙組。其實，人生中有很多關鍵時刻都往往就在一念之間便決定了自己的人生藍圖，14歲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之後，我把這一切看作是上帝的安排。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開始，當時台灣青年民族意識被喚醒了，京都帝大醫學部醫科學生吳調和（改名吳思漢），勇敢直奔重慶參加抗日戰爭行列。戰後回台不當醫生，但仍因思想問題被捕，在獄中判刑後被槍決了；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畢業的施朝暉（改名史明），進入華北也造成台灣青年莫大的衝擊，這些行動代表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心目中的祖國是中國。至於後來有的人滯留大陸，有的因理想幻滅而回到台灣，有的在世界不同的國度，成為天涯浪子，或者前往歐美、日本留學，長期滯留不歸，甚至歸化成為先進國家的公民……這些結局，則非當時熱血的台灣青年所能預料。 由於當時我仍是單身，想採取任何行動，不必考慮携家帶眷的問題，拎著簡單的行囊便啟程赴任。東北滿州國因為當時是日本佔領區，使用的語言仍以日語為主，東京帝大醫學部的招牌響亮，醫護人員也備受歡迎禮遇，在此薪水優厚，又可發揮醫生的專長，大家一起工作，過著的大伙食團的生活。滿洲國立新京衛生研究所這半年多的生活，回想起來頗像醫學院畢業生在大型醫院的R1、R2的體驗。 孰料1945年杜魯門總統下令在廣島、長崎分別投下了殺傷力驚人的二枚原子彈，滿洲國之旅很快劃下了句點，我曾一度想到是否留在北平繼續完成醫學課程，可是稍作考量之後，確定以我的北京話及中文程度，想在中國完成學業還是有很多問題存在，此時決定下一步棋時心中頗為猶豫，同為東大同學，戰爭結束比我早一年回台灣進入台大醫學系復學的劉沼光，命運後來就與我截然不同。亂世人生，千奇百怪，同樣翻山越嶺，因為選擇另一條山徑，景觀竟是別有一番天地！東京帝大醫學部另外二位同學李德義、樂錦鍠，則留在戰後改名東京大學的醫學系完成醫學課程。 四人中因為我個人有短暫的半年滿洲國之旅，在日本佔領區聽到日本敗戰，二次世界大戰宣布落幕，當時心情實在百味雜陳，像多數親眼目睹戰爭慘狀的青年，我在烽火中完成不同階段的學業，雖然考場中多次過關斬將，然而現在卻有未了的兩年醫學課程，亟待補讀才能拿到畢業證書。 因為此時領了日本戰爭結束前發下的一筆優厚的薪水，當時單身沒有經濟負擔的我和滿洲國立新京衛生研究所同事、工作夥伴分享之後，我又再度回到東京等待返鄉的船期。 經過多方考量，我想無論如何還是要回台灣唸完醫學課程取得畢業證書才是上策，終戰後台北帝大改為台灣大學，1946年年底回到台灣，當時台大醫學院院長由藥理學泰斗，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九、
歷史悲劇的印記 大戰結束，從中國東北回到東京，發現短短不到一年，當時留日學生，很多完成學業的台籍學生早已陸續返鄉。醫學部前輩柯源卿、江萬煊、林秋江、郭維租都已返鄉就業。一九四六年夏天來台「接收」的國民政府宣布：舉凡在戰爭中未能完成學業但持有大學修業學籍證明的學生，包括來自大陸各地或在日本留學未完成學業的學生，可以分別進入台灣大學或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師範大學）復學，我雖然晚了一年回來，仍以具有東京大學醫學部修業二年的學生身分得以進入台大就讀醫學系三年級，在日本的同班同學劉沼光，前面說過他因早一年回到台灣，所以在台大成為我的學長，另外二位同學則留在日本東大醫學部完成學業，當然我們四個人未來的命運也各自不同。 李登輝以京都大學農學院學籍進入台大農經系，彭明敏、劉慶瑞以東京大學政治科編入台大政治系復學，成為東京帝大政治學博士薩 我回到台灣編入台大醫學系後不到三個月，228事件就發生了。 第二天， 這時市民群情憤慨，佔領台北市廣播電台的一支隊伍，呼籲全島居民起來反抗不公不義的政權。228事件歷史悲劇的烽火，自此一發不可收拾，蔓延全台灣。 3月10日，電台播出蔣介石處理方針，對陳儀二年間的貪腐暴政隻字不提，斷定228事件是共產黨煽動引起的叛亂，忘記自己沾滿血腥的雙手。 228事件，包括後來有計畫地肅清、逮捕。地方名望仕紳、知識份子、留學日本的精英都成為獵捕的對象。連同一般被殺傷的民眾、學生計算在內，正確的人數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數字在二、三萬人之譜是逃不掉的。 其實最恐怖的是緊接而來的戒嚴時代。這長達38年的高壓政策，由1949年5月20日陳誠宣布台灣地區戒嚴開始，直到蔣經國去世前一年 陳儀在事件過後，本人不但未受任何處分，而且蔣介石還把他調回南京擔任國民政府顧問，第二年更出任浙江省主席。後來因預謀投共之嫌被帶回台灣在新店槍決，因此陳儀之死，並不是因為他是「228事件」元凶之一而定罪伏法。 至於「228事件」中扮演重要劊子手的彭孟緝、史宏熹、柯遠芬、劉雨卿、張慕陶……，也沒有一個人被定罪，而且反而因為屠殺、鎮壓有功，一路平步青雲，位居高官，甚至遠走海外，至死無悔，沒有一個曾經為自己的罪行認罪，想來真是令人扼腕！「高雄屠夫」彭孟緝在八十多歲時還發表一封公開信，信中仍然毫無悔意地表明自己忠於職守，做了他應該做的事。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奉行「上級」命令，難道有了命令就可以肆無忌憚，放手屠殺自己的同胞嗎？那命令他屠殺同胞的蔣介石能逃脫歷史的裁判嗎？ 二次大戰結束後逃過「紐倫堡大審」的蓋世太保頭目艾克曼，戰後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逃亡生涯，最後被一名猶太裔情報局幹員，於1960年在阿根廷首府布宜諾斯艾利斯逮捕歸案，並送回1948年立國的以色列接受審判。 這個幹員家人在大戰中全部死於集中營，他是僅存的活口。家破人亡的少年，在心中偷偷發下重誓，天涯海角，務必要把這名殺人魔王逮捕定罪。由於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政策，結果二次大戰中有六百萬猶太人喪失生命，這是當時歐洲全部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一！ 這時年近七十垂垂老矣的艾克曼，在歷經十五年的亡命生涯，蓄鬍、變裝、隱姓埋名，以為可以逃過緊追不捨的通緝，無奈人算不如天算，最後他還是落網了。 艾克曼坐在防彈玻璃的受審席上，耳朵重聽，帶著助聽器。當法官問他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是否有罪時，艾克曼和彭孟緝二人的答辯，其冷血固執與無情簡真如出一轍：「做為希特勒手下的忠誠部屬，我只有採用最快速的手段完成上級的命令，因為貫徹紀律乃是軍人的天職……。」 這時在席上聆聽判決的猶太人個個血脈賁張，真想將其食而吞之。以色列建國之後本無死刑，可是最後還是通過絞刑，把這個至死無悔，冥頑不靈的殺人魔王送上西天，正確來說應該是送他入地獄吧！ 蔣介石派令陳儀來台灣出任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並接收台灣，從歷史上回顧這是最大的敗筆，台灣人判定這是「劫收」，並非言過其詞。他擁有比日治時代的武官總督更大的權力──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和兵權，如果是一個廉政、有能力的行政長官也許台灣不至於這麼悲慘，可是陳儀和他的隨員冷酷腐敗、貪婪，台灣暗無天日的夢魘終於開始了。二次大戰結束，台灣人歡欣鼓舞，熱烈歡迎「祖國同胞」到來，但是等到基隆碼頭登陸的士兵，腳穿草鞋、肩挑鍋釜、雨傘、被褥，連綁腿都綁不好的中國兵出現，前往迎接的人民、學生……一下子全都嚇呆了。 日本在統治台灣半個世紀中，確實把台灣當作殖民地，台灣人也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暗地裡罵他們「狗」（四腳仔），但是普及全島的國民教育，中學、商業學校、工業學校、師範學校及足以和日本本土帝大水準相比的台北帝大，卻使台灣人脫胎換骨，此時台灣的教育、衛生水平和中國大陸任何一省相較之下，都可說高出很多。但國民政府以治理北平、上海是歷代名都和國際大商埠的自傲與經驗，他們認為要來統治的台灣只是日本留下的殖民地，便以化外之地視之，想不到儼然以征服者姿態君臨台灣的陳儀，竟在短短不到兩年時間，把台灣搞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1949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因大陸戰事失利，逃難到台灣。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同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8月甚至提出「血洗台灣」的恫嚇，與國民政府隔海形成水火不相容、「漢賊不兩立」的對峙敵國。經過228事件屠殺之後，陸續展開的獵捕肅清政策是由於戰敗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這時已別無退路，「一次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因此得到指令的陳儀，一方面與228處理委員會虛與委蛇，一方面等待增援部隊抵達，等軍隊上岸， 知識份子被捕，有的是因為看了一本馬克思或左翼思想的書、有的參加了讀書會、有的在學校自治會頂了一個職銜、有的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或參加了地方性的文化協志會……任何一個看來無啥相干的團體，往往因為一個人被捕，其他一連串的人全部受到牽連，有的在學校教室被帶走、有的深夜睡覺時被捕、有的未經公開審判就被處決、有的送往火燒島長期禁錮…… 228事件的悲劇，顯然種因於文化上重大的差異，蔣家政權本身的貪污、腐敗，他把台灣人民視為比殖民地更低下的四等國民。難怪歷史學 總之，228事件是一個歷史悲劇的印記，雖然近年來經過許多有志之士的努力，訪問、搜集，從出土的史料證據逐漸看到歷史的真相，可是從各縣市文化中心刊行的文獻看來，我們所見的依舊是冰山一角，受難者並未真正得到平反，他們的家屬仍然被漠視踐踏…… 我們這些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分別利用二、三年的時間，在台大不同的科系修完課程，拿到畢業證書。就讀醫學系期間，當時成為我學長的劉沼光擔任台大醫學院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等他升上四年級忙著在醫院實習，我順理成章也被選為常務理事。我們當然都不知道自己已成為國民政府的眼中釘。228事件之後，大戰期間讀過滿洲國建國大學的學生，不管畢業與否（有的因為戰爭結束沒有畢業），幾乎也都一一成為被獵捕的對象。我們這些埋首醫學課程，不問世事，也沒有餘力從事政治活動的醫學院學生，誰會想到也一步步走進國民黨情治人員佈好的羅網呢？ 可是228事件發生後，這些留日精英，都一一被列入清查對象，建國大學的學生當然也在全面緝捕、獵殺的優先對象之列。涂先生就是升上大學四年級時被盯梢了。當 228事件發生兩年後，民國38年（1949年） 師範學院的學生中流亡學生當然不少，鬧學潮時有所聞，政府懷疑是共產黨潛伏其中，甚至判定後面有共產黨徒的老師和學生暗中煽動、策畫。當時的學生不知政治的複雜和可怕，只要參加什麼讀書會看了什麼書，在什麼小型會議出席簽名，那就慘了。 政府此時決定採取全面鎮壓政策，主張「寧可錯殺九十九人，不可放過一人」，陳誠召集台大傅斯年校長、教育廳副廳長兼師範學院謝東閔院長及浦薛鳳會商，決定貫徹取締， 後來我得知涂南 我聽到涂先生從綠島回來，熬過很辛酸、堅強的長期奮鬥，與妻子同甘共苦把一男一女都栽培為醫生，真不簡單啊，從綠島劫後餘生回來的難友，要在社會上立足是很艱苦的。 我雖然是一名外科醫生，1957年我重返社會，也是小心翼翼努力地把家庭重新打造起來，我回來時長女美里已經九歲，在國民學校唸三年級，由媽媽一路辛苦帶來綠島探望我六次的女兒，在我被捕時尚是襁褓中的二歲稚子，雪貞為了要面對這一段艱苦的日子，曾把美里寄放在外婆家，因為她必須找到工作才能維持家庭的起碼生計。 後來我的兒子世光、次女安里、三女由里陸續來到世界，一家六口如何重建溫暖的家，我會在另一個章節裡舖陳。一個在外島度過六、七年歲月的「政治犯」重返社會，縱使是一個外科醫生，因為身分被貼上標籤，在情治人員的密切監視下，釋放後重回社會還是備受打壓、歧視。我雖然盡量保護他們，不讓兒女受到心靈上的傷害，但百般無奈的冷嘲熱諷隨時都會降臨到兒女身上…… 根據受難家屬的追敘，譬如眾所周知的花蓮「鳳林慘案」， 陳能通是留學日本的精英，戰後擔任淡江中學校長。有一個從南部來淡中就讀的學生在街上被中國兵的流彈打死，屍體停放學校，不料死難學生家屬尚未趕來探視其子，第二天早上7點多，有人衝進來就把陳能通校長帶走了，訓導主任黃阿統 我就讀台大醫學系不到三個月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畢業後到省立高雄醫院擔 1949年澎湖發生的713案，受害者多達數千人。當年隨著國民政府轉進的山東流亡師生，由當時的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派船在六、七月間分批將他們接運到澎湖，並成立煙台流亡聯合學校，學生人數約有八千人。 39師師長韓鳳儀在李振清陪同下來到煙台流亡聯合學校，韓鳳儀集合所有學生，強迫他們從軍報國，不料引起學生反彈，校長張敏之上前與韓理論，卻被認為「率領學生，反對政府」。 事發後，張敏之校長、鄒鑑和五名同學，被冠以莫須有的匪諜罪名，用船運到台北青年公園「馬場町」槍決，還有數不清的學生，雙眼被矇住，套上麻袋丟入海中，失蹤者達200多人，此案被稱為「外省人的228事件」。至於1951年中壢義民中學案、1952年台北鹿窟事件，才華洋溢的作家、聲樂家呂赫若38歲死於該地，該案擴大牽連有50人被槍決。 我從綠島回來，1960年雷震組黨案，結果雷震、劉子英、馬之驌、傅正都被判刑，1961年有蘇東啟台獨案，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等因「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判刑。本案涉及人數雖少，但意義重大，它是台灣知識份子首度提出「台灣獨立」理論的完整架構，其中「一中一台」、「制定新憲法」、「重新加入聯合國」等理念，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已成為民意主流，對台灣前途而言，具備有與時俱新的意義，堪稱台灣人民自覺自救的先知，而前後三次坐牢17年多的魏廷朝於1999年病逝，我在此向這位可敬的台灣志士深致悼念！ 1970年代，台灣政局處於風雨飄搖的時代，國際外交節節敗退，前景看來一片黯淡，兩蔣的造神運動依舊方興未艾。1865年來台宣教的長老教會分別發表了三次重要宣言：1971年第一次聲明，呼籲尊重台灣人權、主張國會全面改選與台灣住民自決。1975年第二次呼籲維護宗教自由、關懷社會公義。1977年發表第三次聲明，主張「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高俊明牧師為此預先寫了遺書，由此可以想見發表宣言時國內政局仍在全面威權統治下的肅殺氣氛！ 1979年美麗島事件、 我待在綠島的五○年代，有十多年間「思想犯」可說人滿為患，除了新店安坑軍人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就是最大的勞動集中營。 第一批移送綠島的政治犯有800人，在此之前只有一批無罪，但判感訓的先遣部隊，先到綠島起造營舍及其他準備工作，我們上岸的第一餐飯是他們煮的。 剛到綠島，不能跟老百姓講話，他們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拿水給我們喝，水是井水，綠島的井有鹹有淡，要看地方。太平洋的潮流，在恆春附近分成兩道。一道流向台灣海峽，經澎湖南邊，我們叫黑水流，和日本匯流的，我們叫白水流，在澎湖那邊遭遇，海浪很大。還有一道水流「黑潮」，從台東和綠島之間經過，流速很快，有時候一小時超過 2002年財團法人 至於白色恐怖時代發生的事，現在聽當年身受者說出來，如同我們看《讀者文摘》的鐵幕笑話，雖然令人噴飯，甚至讓人懷疑會不會是刻意運用巧思杜撰來博人一笑呢？ 六○年代，士林、北投因為蔣介石籍設士林福林里，特別成立陽明山管理局特別行政區，當時有一位在士林中學教歷史的 當時就讀此校的學生，有不少子弟的家長就在陽明山管理局任職，其中有個學生回家後一字不誤重敘一遍，這下事情可嚴重啦。 此後有一段時間負責思想組的情治人員，多次到學校調 五○年代有一位筆名勞影（原名王復古，已故多年）的青年作家常在《野風》文藝雜誌寫稿，是一位才華洋溢的小說家。當時他只有二十五、六歲，是桃園稅捐稽徵處一個職員，由於有一份可維持生計的工作，熱愛文學的他，源源不斷有短篇小說發表於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和《野風》等文藝刊物，創作力旺盛的勞影，不久還自費出版了一本長篇小說《黑世紀》。 這本小說中出現了這麼一段對話：「一個將軍有啥了不起，老了就不中用了。」就因為這麼一句對白，差一點要了他的命，這部小說大概在沒有流通到市面時就被警總全部查禁了。 勞影經傳訊後飭回，幸而未送到監獄吃牢飯。後來他仍然在《野風》和聯副寫了一段時間，等寫作的知友劉非烈（完全靠寫小說、廣播劇活命）猝然英年病逝，勞影確認寫作不但會招來殺身之禍，而且是無法養家活口，具有高度危險的工作，後來就完全放棄文學創作了。劉非烈短篇小說集《喇叭手》最近由九歌出版重印發行。 台灣新聞界前輩童軒蓀，曾任《時報雜誌》創辦人，並主編香港《新聞天地》1949年在台北時，他曾被特務逮捕，特務進入寓所翻箱倒櫃，找不到叛亂證據。結果找到一本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就斷定他思想左傾，童軒蓀一臉迷惑，問明原由，特務說：「作者馬克吐溫和馬克思不是一家人嗎？你還想狡賴？」他即因這個罪名被送到內湖新生總隊管訓七個月。經過這一次牢獄之災，多年 名作家陳映真，入獄後偵訊人員當面質問他：「為什麼要讀『左拉』的作品？」原來情治人員不知左拉是法國自然主義的文豪，以《酒店》、《娜娜》等作品和當時法國文壇福樓拜、莫泊桑、大仲馬、小仲馬父子等文學家分庭抗禮，由此斷定左拉會把讀者引入左翼思想的陣營，成為社會主義信徒。 柯旗化被捕，亦遭同樣命運，偵辦人員斷定「旗化」二字就隱含「國旗改變」，即變更國家體制，隱含叛亂、叛國之意，雖然他回答：「父母的故鄉分別為台南縣旗山和善化，我是家中長子，各取父母出生的地名一字命名，飲水思源，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怎麼會有什麼含意呢？」情治人員聽後仍然置若罔聞。 魏廷朝坐牢後也因名字被質疑，他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乾脆開門見山就說：「不錯，父母命名『廷朝』而不照常規取名『朝廷』，大概就是要我將來立志顛覆朝廷吧！」 曾在綠島坐政治冤獄的楊金海提到，有一天難友看到慶祝蔣介石生日，旁邊難友用台語問另一個人說：「今天拜幾？」（台語的諧音正好是：「今天拜鬼？」）糟了！這句話正好被聽到，不由分說，就因為「今天拜鬼？」四個字又再關了好幾年！ 這些真實的故事，可說鉅細靡遺地映照了那個時代冷峻、無奈、悲淒的一面，為什麼一個人身處獨裁者作威作福全面鎮壓的苦難年代，隨時都有可能天降橫禍，讀者翻閱歐威爾的名著《一九八四》就可了解獨裁體制的無孔不入（此書寫於1948年），最近以東西德冷戰時代為背景拍攝的電影《竊聽風暴》也提醒我們這不是憑空想像，人類對苦難容易遺忘，如果不牢記教訓，提高警覺，歷史的悲劇就會不斷重演。 2002年夏天政治難友陳孟和，以顫抖的手，左手扶右手，每天花二、三小時，完成了新生訓導處海上鳥瞰這個集中營的全景圖。當時關在此地的難友，堪稱人才薈萃，1959年陳孟和曾以一年時間製作一把小提琴送給小外甥女。台大醫院眼科主 作家坐牢關在綠島服刑的有楊逵、柏楊、柯旗化、陳映真等人。 楊逵（1905-1985）出生於台南新化，受噍吧哖大屠殺事件影響，激發其民族意識和抗日思想，日後又因閱讀俄羅斯19世紀與歐洲寫實主義文學作品，開啟遼闊的視野，留學日本時創作的＜送報伕＞是他最有名的創作，青壯年即以小說創作，從事各種勞動，來實踐其「人道的社會主義」關懷，日治時代，他曾多次被捕，戰後因草擬幾百字的＜和平宣言＞登載於上海《大公報》， 柏楊本名郭衣洞，河南人，以鄧克保具名的小說《異域》及柏楊雜文集蜚聲文壇。1968年1月初的＜大力水手＞連環漫畫。因一則漫畫對白，被認為影射蔣氏父子，侮辱元首，又以30年前參加「民主同盟」為由送往綠島新生感訓隊繼續囚禁。出獄後仍以驚人的毅力持續寫作，以十年歲月完成的遠流版《白話資治通鑑》最具影響力和價值。其一生經歷可參照周碧瑟著，柏楊口述自傳。 柯旗化1929年出生，戰後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1951年7月在高雄市立女中任英語教師，無端捲入政治恐怖風暴，翌年4月送往綠島新生訓練處第8中隊「感訓」，1953年釋放。1961年10月再度被捕，判刑12年，他曾被囚禁於泰源監獄、綠洲山莊。1973年刑滿未被釋放又繼續囚禁三年，在牢中前後度過17年歲月。他編著的《新英文法》使台灣萬千學子受益，也養活了他一家人，否則他家的處境將更悲慘。他喜愛文學，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晚年以日文寫成《台灣監獄島》，1992年在日本出版。文本後由友人葉笛、阮美姝、楊碧川多人協力譯為華文，於2002年1月柯旗化走完人生的旅程時出版，此書成為他綠島黑牢歲月唯一完整的追憶和控訴。 簡國賢（1913-1955）的事蹟鮮為人知，因為他是日治時代的著名劇作家。戰後曾以一齣《壁》，描繪228事件前，社會黑暗、民生凋敝的社會實況。 青年時代曾留學日本的簡國賢返台後在故鄉埋首寫劇本。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與同鄉的劉理結婚，簡國賢似已看到日本敗象漸露，在台灣全面推動皇民化的時候，他創作的劇本雖然含有控訴日本政府殖民統治色彩，但是並未惹來殺身之禍。孰料終戰不到一年， 因飛虹會事件在綠島坐牢10年6個月的歷史學家楊碧川曾在＜暴力的美學＞一文中寫下這樣驚心動魄的控訴：「1990年我到過中國的重慶，看過蔣介石迫害政治犯的渣子洞、白公館，也去過波蘭的奧斯維茲，看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毒瓦斯看來並不恐怖，我在渣子洞看到一根釘滿釘子的狼牙棒，才真正腳尾冷。被那根巨棒打下去的人，一定皮開肉綻，血肉模糊……」 「在暗無天日的鐵窗裡，眼看同志一個個被拖出去槍決，留下殘生的一己，才是最大的悲哀。永遠不知道哪一天是春天，永遠看不到太陽的日子，永遠活在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會被「驗明正身」而走上不歸路的恐懼中。 政治犯面對的是永恆的暴力。監獄不過是一道圍牆，鐵窗外的世界更加恐怖。在奧斯維茲集中營的門口，我看到了一個絞刑台，上面掛著一個圓形的吊索，象徵歷史對施暴者的審判。 權利者以為用恐怖暴力可以永坐鐵桶江山，其實他們的內心充滿了恐懼。暴力是他們的鴉片，愈使用暴力，他們的內心愈加恐懼。 一○、恩典歲月 兩年後我從台大醫學系畢業，成為戰後第二屆畢業生，這一年我26歲。踏出校門的第一站，我回到省立高雄醫院擔任外科實習醫生。我去日本唸書以前，曾為大妹雅雅指導功課，認為她如果能考上台南第二高女，對弟妹們將來的學業影響很大。如今她回過頭來想要為自己的大哥物色一個理想的對象，因為這對林家未來也是影響深遠。 大妹雅雅台南高女畢業後到一所小學教書，十九歲出嫁，夫家住在離高雄車站約半小時的大湖。即使出嫁了，她仍然很關心我的婚事。後來我的繼母因打聽到有一個漂亮、大方的學姊住在高雄，便要求雅雅安排帶我去相親，結果那天不知為什麼，繼母心目中的 看完電影竟在車站月台上遇到大妹台南第二高女的另一位學姊高雪貞，妹妹就介紹我們認識，她剛從日本貴族名校青山學院留學返台，這個女孩氣質高雅、秀麗端莊，喜歡文學、音樂和藝術，加上我們同樣留學日本，相談時彼此有更多的話題，初次見面就很投緣。我是一個務實的青年醫生，不是浪漫的男人，可是面對這樣一個儀態出眾、談吐不俗的女子，確實會心動。交往不久，經過雙方家長同意，正式提親後就締結了一生的姻緣。 高雪貞小我四歲，出生高雄縣梓官鄉，父親 她出生在醫生世家，是第三代基督教家庭。家中有九個子女，上有一姊一兄，下有弟妹六人，她排行老三。她一路從幼稚園、岡山公學校、台南第二高女，求學路程可說十分順遂。女校期間，活躍於校內演講，課外活動，也是田徑場上的風雲人物，是前後期校友公認的優秀學生。1943年赴日就讀女青年會（YWCA）創立的學校駿河女子學校，後來轉青山女子大學家政系。她從小知道自己在上帝的恩典中成長。因為那個年代，女孩子要接受教育，又出國留學，既要家中經濟條件優渥，也要本人資質好有求上進心等各種條件配合。否則她們在當時社會風氣保守的時代，女人要像男人一樣唸完高中又出國留學，畢竟要是天之「嬌女」才有可能。 至於雪貞當時讀貴族名校青山學院，留學日本時我們尚未認識，雪貞的同學中也有名人，那就是二次大戰鼎鼎有名的山本五十六元帥（1884-1943）的長女，山本元帥一開始就反對日本擴大戰局與美國為敵，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戰場上節節敗退，1943年飛機被擊中殉國，得年59歲。1945年春天日本東京遭到大空襲，死傷慘重，大城的市民很多疏散鄉下，雪貞跑到鄉下避難時就是住在同學山本元帥千金座落於鄉下的宅邸。 郭維租的父母本來都是士林社子公學校的小學教師──如果說到家中經濟條件，雪貞 其實我在這裡提到郭維租和王彩雲伉儷，一方面是我們的時代背景類似，求學歷程也很多雷同，後來我們分別在戰後台灣一南一北各自展開我們的人生旅程──我和他不同的是我成為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犯」，彩色人生從那一刻開始進入黑白人生，如今和我同年的 我落難以後，雪貞心裡當然驚惶失措，可是她很快就站穩下來，堅強面對一波又一波的險惡考驗，我每一次想到她為我和兒女們所付出的一切，不禁感念，我知道，她現在在天家等待我們相聚的日子。 高女畢業，她就跟父母說：「我以後不要嫁粧，請讓我和哥哥一樣去日本讀書。」父母看她一心一意要去日本留學，也就答應了。1943年，二次大戰已達高峰危險期，她搭船赴日本留學，同年 談論嫁娶時，準岳父高昌醫生看我是一個忠厚踏實的青年醫生，工作認真、疼惜弟妹，又是一個喜愛音樂的基督徒，確定可以把女兒的終身大事託付給我。 於是 我成家一年後，生下長女取名美里。雖然帶孩子很辛苦，但是她的可愛、笑聲與哭聲，平添家庭另一番生氣與活力。 我每天在醫院忙著醫務，接受各種挑戰，好在當時年輕力壯，也不感到特別疲累。至於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雖有一些耳聞，但並不很清楚。 1950年1月，我轉任縣立旗山醫院，一邊享受新婚燕爾的喜悅及家庭的天倫之樂，醫院的工作也能勝任愉快，我當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就要由彩色變成黑白。 台大醫學系畢業到出事，竟然只有短短兩年三個月，一場政治冤獄倏然降臨──這期間還包括結婚、成家、服務過兩家醫院，外科手術真正磨練的時間只有短短兩年，出事的時候，長女美里才剛滿周歲不久。 28歲，一切事業行將起步的青年醫師，由於這場飛來橫禍，不得不面對嚴厲的試煉，多年後我回想，不知有多少人跟我一樣遭遇這般不幸？甚至家破人亡、禍及親友……。前不久，我又聽到一個不幸的消息，1947年228事件發生後，當時台北名校建國中學陳文斌校長，一看陳儀已在全台各地搜捕知識份子，陳校長隨即逃亡，後來定居中國，他的女兒改名陳真後來寫了一本傳記，日語本已在東京出版，陳真也過世了。陳校長的逃亡，禍及兄弟，後來抓他的胞弟（是一名醫生），而且把這個弟弟槍殺了。 當時在建中任教的美術老師名畫家張萬傳（1909-2003）也避居金山、草山一帶，每天到海邊釣魚，一年後驚魂甫定才回台北市立大同中學、延平補校擔任美術教師。這位傑出的畫家，如果沒有及時躲避鄉間，想怕會和陳澄波一樣喪生槍下…… 如果不是因為人生伴侶雪貞堅強地撐起這個家，堅強且鎮靜地迎接一波又一波的風浪、打擊，我早就溺水滅頂了。 回顧綠島的七年歲月，我很慶幸自己在14歲時受洗成為基督徒，如果沒有上帝，我平白受冤被丟入黑暗的泥沼之中，既陰冷又污穢，遭人冷漠、凌辱的監牢……單單沮喪和怨恨就足以教我永劫不復，如果沒有信仰，我即使出獄後回到社會，也不可能成為一個身心正常的人，因為「愛」，我才能在人間活下來！ 在我進入古稀之年時，台灣已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經濟方面躍居亞洲四小龍之一，70年代以後出生的新生代，很少能想像戰前台灣一般人民的生活。樸實、節儉的民風消失了，愈來愈快速的生活節奏、交通的便捷，反而使人與人間更為疏離，別的不說，單是離婚率就有3:1的比率，這更使我們這一輩經過介紹或媒妁之言的「老人」無法理解，在人生中要找到一個人生伴侶，這是何等榮寵，應該倍加珍惜的事，哪有可能動輒分手，甚至欲置對方於死地的念頭或行動呢？ 從這裡可以看出物質的繁榮、享受並不一定是人類之福。我很難想像自己遭遇這種飛來橫禍，如果我的人生伴侶不夠堅強、倒下去或宣告仳離，我的處境會如何？古話說：夫妻伴侶有一人先走（這是必然要面對的，只是遲早而已），喪偶謂之「折翼之痛」，其道理在此，你想想看，飛禽斷了一邊翅膀，如何飛翔？人生的伴侶對一個人面對挑戰和戰鬥實在太重要了。如果說人生第一場最重要的決戰和賭注就是婚姻，也不為過。 惡魔島的七年試煉，當然會在自己的人生中刻下深深的烙印，二千五百多個日子，我最精壯的七年歲月──戰後可以再讀完醫學院甚至修完博士學位的寶貴光陰，我在綠島做的是一個「罪犯」的重勞動，如同雨果名著《悲慘世界》中的主角尚萬近一樣，後來我才知道難友中有的被槍決，更有好多個在經過殘酷的刑訊後存活下來，變成殘廢、或有的發瘋、有的孤零零一個人，無親無戚，病故後埋沒草萊…… 每一次聽到那首優美的《綠島小夜曲》，我的心裡都像在淌血，甚至聽到一滴滴血落下的聲音，誰說過：「沒有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我在青年時代親身經歷二次大戰烽火的洗禮，雖然沒有上戰場，但親眼目睹血肉橫飛的慘狀；政治冤獄使我頓時陷入從未預想到的谷底，在台北等候判刑的日子，心裡常常會浮起驚心的念頭：我能再看到家人嗎？我明天還會活下來嗎？等到判刑後送往綠島，做苦工、重勞動的日子，我已忘記肉體上的疲勞，可是思念親人，變成一種無聲的凌遲，等待變成時間分分秒秒的滴漏，一個又一個更替的白晝和黑夜……。請原諒我的口述，章節和順序有些重複，感覺上，有點像錄影帶的倒帶，而且年紀大了，眼力也不行了，腦筋目前還很清楚，可是到了這個年紀，一切都已老舊，機器的零件出些小問題，這是難免的，上帝給我的，我已經很滿足，沒有早些認識 一個人活到86歲，我不能再向上帝索求太多，我知道有些事情，從醫學的觀點去看生、老、病、死，這是一個自然的演變過程，誰知道在那一秒鐘我們會結束生命？誰知道帕金生症、阿茲海默症、冷凍人……和其他怪病會突然降臨呢？做為一個基督徒，我在人生的任何時刻都已做好準備…… 畢業後我在省立高雄醫院只是實 無奈好景不常， 記得吳基福院長當時見狀，立刻塞錢給我，並一直安慰我說可能是一場誤會。我回到宿舍，看了妻子和才剛滿週歲還不會走路的美里一眼，拿了身分證，妻女兩人與我就一同被小型吉普車載走。雖是南台灣十月的早秋時節，妻因為驚怕而畏寒所以不停地顫抖。未滿兩足歲的美里大概被恐怖的氣氛所籠罩，或者預感到不幸的禍患將臨……她一路哭個不停，久久無法安靜下來。誰知我這一去，就是煉獄七年的孤島生活。 這一天開始，我的人生真正由彩色進入黑白。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剎那間從自由人變成「思想犯」。 一路被送到台灣北部，第一站是保密局，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了。原來這裡根本沒有偵查和判刑。被抓進來的人犯有的被叫去問一問，問的來龍去脈連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有的連問都不曾被問過。1949年到1951年，蔣經國手下的特務至少逮捕了數千名青年，反正寧擒勿縱。保密局為什麼捉人捉個不停？為什麼株連這麼多人？捉進去，又是一派愛問不問，可問可不問的態度？有的判刑前已被打得剩下半條命。我們被關久了，最後終於知道謎底。原來在當時雷厲風行的「肅清匪諜」的首要目標下，保密局人員每捉一個人就有兩萬元獎金可領。這筆獎金實在太誘人了，因為當時正式在醫院有敘薪的醫生，月薪也不過幾百元而已。重賞之下必有貪心之輩和刻意栽贓捏造罪名的冤案。抓人的人為了貪圖獎金，不知由於一時狠心使多少人無端喪命，連帶也使許多家庭家破人亡，永遠不得翻身！ 但是人被抓進來之後，問案的人是拿不到獎金的，所以他們根本不想查明到底所犯何罪。無辜被抓的人往往只有無語問蒼天，呆坐黑牢，熬過一天又一天的漫漫長夜。 在牢裡，辦案人員問犯人你有沒有參加什麼組織，如果回答沒有，辦案人員不耐煩就下令來個還押牢房。至於保密局判刑，不問案子到底怎麼判刑，很簡單，就是一律判有罪，而量刑完全看軍法處。軍法處判刑不外下列幾個公式：不識字的判五年；識字的，確實沒有參加活動的判十年；稍微參加過活動的判12至15年；再上去就是無期徒刑。如果在組織裡擔任過什麼職銜，那可慘啦，比方說書記、委員之類，一律死刑。他們有時心情好就判你輕一點，心情不好就判你重刑。判生判死，隨他們高興，一切作業簡直形同兒戲。 我被捕後先送到旗山警察分局，再送鳳山警察局，不久就到了台北刑警總隊保安處，然後再送到保密局，轉往軍法處受審。反正這一批留日學生，早已成為政府的眼中釘，想盡方法就是要冠以罪名判刑。台大醫院的醫生許強、郭琇琮、胡鑫麟、蘇友鵬、胡寶珍等人早在同年 妻子高雪貞在我被捕送到北部後，立即多方打聽我的下落。經過一個難友蔡瑞欽家人的通風報信，確知我被關的地方，便立刻送飯菜到牢中給我。從台北、新店到內湖，無論我移監到哪裡，每一次移送一個地方，雪貞立即打聽下落，每天親自送飯菜給獄中的我，甚至獄監看了都感動，不時透露我將移監何處。雪貞得到消息，迅速去帶寄放於大姊家的美里，由三輪車送到監獄門外，使我能和妻女匆匆見了一面，這些搥心之痛的場景和往事，我怎麼能忘記？她動作之快令人驚訝又感動。後來得知許強、郭琇琮、蔡瑞欽不久即被處決，心中之沉痛餘悸有如烙印迄今猶存，想到不知有多少像他一樣有為的青年都在動蕩時代中白白犧牲，就感到一個獨裁政權的可怕，想想那時的知識份子真有那麼多人參與組織或是潛伏的共產黨徒嗎？1957年12月我從綠島劫後餘生，回到家，慢慢從親人的追憶、難友的補綴及片斷的往事中細心拼湊，漸漸得知當時身在囹圄的我，在生死未卜、等待判刑的日子，因與哪一個人在某一個空間邂逅，為我傳遞了關懷的信息，並輾轉迅速告知堅強、焦急的妻子雪貞。英年被槍殺的蔡瑞欽，其哲嗣蔡俊明如今已是台北某大醫院的主 每一次想到新婚的妻子身邊帶著尚在稚齡的美里，（後來知道她把美里先送回娘家）為了我的下落去處，以及將如何判刑而懸念憂心不已，那時我真是心如刀割，一時反而忘記了自身的安危，心中更擔心她們母女的處境與生活。 我們到底會被判什麼刑？刑期幾年？將來會送到哪裡坐監？也許叛亂罪成立，不是十年、十五年、無期徒刑，而是死刑呢！沒有人知道自己的命運到底操在誰的手裡？老實說，我到底犯了哪一個天條，現在還是個謎。 總之，進了牢裡，命運操在別人手裡，有如風中的殘燭，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活著，因為常常在某天一大早就聽聞又有牢友被押出去槍斃了。2007年4月《新台灣新聞周刊》莊金國就報導白色恐怖時代犧牲的青年醫生許強，他出身台南佳里，1940年畢業於日治時代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留學日本六年後獲得九州帝大醫學博士學位，其優秀連台北帝大教授澤田藤一朗都禁不住發出讚嘆做了這樣的預言：「許強是亞洲第一個有可能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人。」很可惜，許強雖然未在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中罹難，但仍逃脫不了1950年白色恐怖的清鄉大整肅。這一年 對啦，郭琇琮是士林出生的， 其實那個時代也有不少外省籍的精英在這場恐怖的清鄉肅清時期做了活祭，諸如北京大學國文系畢業的 多年後，女兒徐純寫下這般痛徹心肺的追敘：「爸爸 還有協助鄧進益創辦《大明報》的主筆艾璐生，在台灣無親人，也無子嗣，中文學養俱佳的艾璐生，據說曾擔任汪精衛副秘書，戰後改姓名來台灣定居。228事件不久，有一天早上，六、七個憲兵來到《大明報》工廠，看到他，就用吉普車把艾璐生載走，一去不回，再也打聽不到任何有關艾璐生的信息和下落了。 在宜蘭中學教國文的 青年時代以短篇小說頗受魯迅賞識的臺靜農與「未名社」重要成員好友李霽野已在台大中文系任教，李霽野看到情況如此險惡，神色倉皇奔回大陸。而臺靜農從此絕口不提新文學創作和魯迅（其作品不久亦全面查禁），此後全以古典文學研究、書法、詩酒度過他在台大的歲月，如果不是80年代遠景出版《臺靜農短篇小說集》，台大中文系的嫡系門生，也很少人知道他們 曾任高雄鼎金國小校長的曾夢蘭，精通「易經」，被視為奇才，他因「曾維成案」坐十年牢，在獄中身心俱受折磨。出獄後二年，因胃癌惡化吐血，齎志以歿。他因為幫「鹿窟案」的陳本江及林素月算過婚姻，遭牽連入獄。而自己牢獄之災的劫數也在他的預料之中。陸軍官校30期的吳炳坤，原本精通中國史，後被誣下獄，獄中聽到胞弟吳炳麟被刑求致死的消息而發瘋；出獄後，不知寒熱與餓飽，有時離家遊蕩，不知去向，最後死於45歲壯年。 至於報紙多次披露的政治受難者許席圖，1966年被捕下獄時是政大學生，在黑牢中被刑求逼供，因受不了酷刑而發瘋，至今仍關在花蓮玉里療養院裡，再也無法從杜鵑窩回到社會上來，即使朋友去探視他，許席圖他既不知今夕何夕，也不清楚自己為什麼還生活在這小小的空間裡。 戒嚴時期（1949年5月20日- 2007年仲夏謝志偉新聞局長在文建會安排的禁歌熱唱節目中登台高歌，師大音樂系科班出身的文建會主委翁金珠當然也沒有缺席──陸續被禁唱半個世紀的歌曲，如今聽起來，每一首都充滿民間庶民的心聲，聆聽時有如國民黨神話統治時代的「安魂曲」！ 民進黨執政七年來，不想當官結果登台擔任要職的人中，我最欣賞的就是教育部長杜正勝。這位早期苦學成名，拿公費獎學金留學的杜部長，其實以研究中國上古史蜚聲學術界，而且很早就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每一次在電視台看到李慶華、李慶安兄妹砲轟修理杜部長，我便想到伊索寓言那隻鼓破肚皮的青蛙。終戰後，台灣所有教育部長將來只有杜正勝院士會留名千古，你們相信嗎？陳水扁總統被世人遺忘後，台灣國的後代子孫還會懷念杜部長。如今謝志偉登台接下新聞局長，對照當年宋楚瑜擔任新聞局長那種跋扈打壓，有如警總全面掌控的時代，真教人耳目一新。台灣的媒體只有謝局長這種默劇大師卓別林式、馬叟高招且有聲版的演出，才能和紅衫軍這種倒盡胃口的鬧劇相抗衡！ 謝局長主持台視「謝志偉嗆聲」時我們夫婦及美里上了他的節目（ 最近深藍立委又以杜部長閉目養神、挖鼻孔的鏡頭，汙衊杜部長沒有教養，衛生習慣差。我正在想杜部長深陷重圍如何脫困時，看到謝局長對記者說：「杜部長這種不雅的動作叫嗤之以鼻。」至於他自己為什麼沒有在國會殿堂做這種不雅的動作，謝局長說：「我來不及自己挖鼻孔呀！」這種高級幽默和智慧，真虧得謝局長能從容即興演出，讀者如果想要了解這位留學德國前夕仍然未打開視野的謝志偉，只要買他的《來不集》一讀，就能看到50-70年代的青年走過的心路歷程！ 各位想想文壇狂人李敖進入立法院以後，多次猖狂的演出，自認一生打官司從未敗北的李敖，26歲時出版《傳統下的獨白》，那種筆掃千軍的氣勢誰能抵擋？40歲坐牢出來，與胡茵夢結婚時聯袂出席《台灣時報》的座談會，當時有一個大學生質疑：「 李敖進入立法院後如入無人之境，握有發言責豁免權的狂人，其霸氣真是誰與爭鋒？！杜部長和國立大學校長只有排排站，乖乖聽他訓話！ 李敖入場使原已形同羅馬時代鬥獸場的立法院更加醜化，這本來就是他進入國會殿堂的居心所在。讀者回想一下他參加2004年總統選舉時的政見，那是做愛的A片動作呢！前幾年他以戊戌政變殉國的譚嗣同六君子為背景寫了一本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此書在書店上市時，赫然以斗大的廣告「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作品」做為宣傳。這種手法與他當年誇口：「五百年來、五十年內中國寫白話文最好的前三名都由李敖包辦」一樣別無創意。可是對諾貝爾文學獎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報名參加奧運會馬拉松賽跑，諾貝爾文學獎要進入候選圈內是由該國的團體秘密推薦，被推薦的作家根本不知道評選作業的進行。因此1901年瑞典學院把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法國詩人、評論家普里東（現在已沒有多少人讀他的作品）而沒有頒給托爾斯泰、左拉或易卜生任何一位作家，事後托翁才知道自己曾進入決選，於是發表自己的寫作與諾貝爾文學獎無關，拒絕此後再被推薦。然而李敖卻以這樣的宣傳手法和國人開玩笑，這是黑色幽默還是低估讀者好騙呢？幸好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不會看到這個廣告書籤反正在國內尋讀者開心也不犯法啊！何況他現在手中握有尚方寶劍，誰能奈何他呢？當年 至於當年禁書範圍，從郭良蕙《心鎖》到吳濁流的《無花果》，從陳映真《將軍族》到施明正《島上愛與死》；從「匪區」、左翼作家的書到黨外、獨派的書一律查禁，其嚴厲幾近荒唐、恐怖囂張之至！ 至於原住民坐政治獄，最為人所知的是鄒族的悲劇人物，當時擔任縣議員的湯守仁，與同族擔任吳鳳鄉長的高一生他們可說被蔣介石先佈好羅網，然後收網誘殺。高一生是日治時代出生於阿里山達邦部落的鄒族音樂家、詩人，也是第一個考入師範學校就讀的原住民。台南師範畢業後，他回到故鄉任教，曾因勸阻鄒族青年參加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征戰，與日本人發生爭執，可是即使在二次大戰日本積極皇民化的末期，高一生也沒有因保護族人而死於日本人之手。戰後，他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對國民黨政府提出推動高山自治的構想。孰料僅是概念構想，就被渲染為「圖謀叛變」，為他惹來殺身之禍。1947年228事件發生，就以涉嫌協助反抗人士到阿里山避難罪名，高一生被逮捕兩年，1952年以「匪諜叛亂」罪判處死刑。入獄後，他還天真地堅信執政當局會還他清白，但是最後他的妻子湯春芳和兒子承受的是一具浸在福馬林中被子彈貫穿的冰冷屍體。1951年4月發生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案、1952年8月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案，後者有三人被判15年，包括林瑞昌（死於湯守仁案）的侄兒林昭明…… 行政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因在《人民導報》抨擊時弊，成為陳儀的眼中釘，228事件不久也被捕，一去不回。其子和家人處境悲慘，苦不堪言。 此外228受難的人權律師湯德章，台南玉井人，父親為日本人，死於台人抗日的噍吧哖事件。他自幼苦學，曾赴日深造，取得律師資格，返台後被選為「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228發生時，他積極在官民間斡旋。但是國府軍一來，他因受人誣告，且拒絕供出228起義的名單，被捕槍決。由於他的承擔與掩護，使台南成為死難較少的地方。名作家黃靈芝據此用日文寫的小說《董桑》刻畫了湯德章犧牲的場景和過程。這篇小說《董桑》與岡崎 葉盛吉，台灣新營人，1923年出生，日治時代他就讀日本人讀的台南一中，以第二名優異成績畢業。赴日本留學，考上仙台二高，他不但功課優異，也喜歡科學和飛行訓練，18歲即取得二級滑翔士的飛行資格，1945年3月考上東京帝大醫學部。葉盛吉逃過終戰前東京兩次大轟炸，算算他比我晚兩年進入東京帝大，戰後回台轉入台大醫學院，和當時的知識份子一樣，他也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傾向社會主義，戰後目睹國府政治腐敗，加入共產黨，1949年12月與郭淑姿結婚。未及半年，翌年5月被捕，在幽囚五個月後，成為馬場町槍下亡魂，臨刑前獲悉愛兒出世，取名光毅。11月家屬前往刑場收屍時，在其腰間發現一本袖珍的《新約全書》和寫給愛兒的五封信，愛子葉光毅日後成為國立成功大學的教授，詳見楊威理著、陳映真譯《一個台灣知識青年的悲劇》中譯本書名改為《雙鄉記》，人間出版社印行。 高雄客家青年鍾浩東為美濃作家鍾理和之胞弟，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是一位富有理想的社會主義信徒。1940年與妻子蔣碧玉（抗日志士蔣渭水之女）渡海到中國加入抗日行列，被國府軍疑為「日諜」逮捕，入獄半年獲釋。後來在廣東從事民運工作，親眼看到國民黨的腐敗，思想逐漸左傾，1946年回台，擔任基隆中學校長，並暗中發展左翼組織，1949年8月被捕，翌年被槍決，得年35歲。鍾浩東夫婦在中國留有一子，在文化革命時也難逃被批鬥的命運。從蔣渭水到蔣碧玉之子，從鍾理和到鍾浩東，作曲家江文後來也和社會運動家謝雪紅等人被打入右派和捲入文革批鬥，見證政權不斷更迭的時代中，台灣人追求「祖國認同」的理想最後幻滅的宿命。 東京外語大學畢業，被日本外務省派駐印尼的陳智雄，屏東人。戰後目睹當地人民反抗荷蘭統治及爭取獨立的風潮，暗中提供日軍遺留的武器給蘇卡諾，並實地參與作戰。印尼獨立後決心獻身台灣獨立，受派為廖文毅「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巡迴大使，在積極活動中卻受國、共兩黨雙面夾攻。 1959年，國民黨特務把他從日本綁架回台，1962年以「同心社案」被捕判死刑。臨刑前，拒絕下跪，警衛人員竟將他的腳掌砍斷，死前仍高喊：「台灣人民萬歲」。一如他在庭前從容陳述：「生是台灣人，死是台灣魂。」 從這篇文字中，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兵要殺人，要捉人去坐牢，是何等明目張膽、輕率，一切過程好像不經彩排，形同兒戲，冤死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哪條滔天大罪。 伊藤博文就任韓國統監，相當於韓國的太上皇，在韓國過著日夜饗宴的奢華生活，激怒了韓國志士。1909年6月伊藤免去統監職務，10月遊歷中國東北日本，在哈爾濱車站為韓國義士安重根，瞄準下體射殺，安重根擊中伊藤後仍持槍在附近屹立，那股英氣凛冽的英姿，連日本人都為之震懾，對於趕來逮捕的俄國憲兵、警官，平靜地說：「槍中尚留有一顆子彈。」態度之從容、人格之高潔表露無遺，安重根後來在獄中被判刑，從容就義，韓國今日立有志士碑，並將其事蹟以《安重根傳》搬上銀幕，讓韓國人知道什麼是「士可殺，不可辱」的志士。一生縱橫政壇的伊藤博文，一定沒有想到他的最後終點是如此落幕吧。想想坐蔣氏父子政權黑牢20多年的施明德在總統府面前和紅衫軍荒謬的演出，真是令人扼腕嘆息！ 廖慶洲在其著作《日本過台灣》一書中（上硯出版社），從台灣的角度回顧分析日本維新時代的歷史人物，特別是與台灣有關的知名人物，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後藤新平，甚至與麥克阿瑟發生「生死對決」的本間雅晴，以及末代總督安藤利吉的生死之謎，不時提醒我們「蓋棺仍不能論定」的難度。因為站在民族的立場、國家的利害觀點、不同的背景時空評斷歷史人物的功過，有時候往往是南轅北轍，甚至永遠無法交集。和我同代的台灣知識份子，經歷了完全不同外來殖民政權的統治，我個人的祖國夢早在228事件後就幻滅了。縱使沒有 從近百年來的歷史看，毛澤東和蔣介石絕對是國家的罪人，由於二人的私心和國共長期鬥爭的內耗，加上清末八國聯軍的瓜分和二次大戰日本的入侵，今天外表強大的中國成為全世界少數獨裁政權的樣版，這樣的發展對21世紀應該是值得隱憂的隱密性核彈。每一次想到北歐挪威的祖先曾是海盜、受僱替人打仗的傭兵，但是20世紀初葉開始頒獎的諾貝爾獎，各項獎項都集中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頒發。可是唯獨諾貝爾和平獎在挪威首府奧斯陸舉行。挪威的後裔由維京人海盜和傭兵變成最愛好和平的國家。長期被丹麥與瑞典吞併的挪威人民，非常珍惜他們建立的國家，即使在只見糜鹿而人跡稀少的北極圈小漁村，也可以看到飄揚的挪威國旗。瑞士、丹麥、挪威、瑞典也是全世界最令人嚮往的理想樂園，看看別人，想想自己，豈不是太不爭氣了嗎！ 一二、爸爸在綠島留學 軍法處判刑後， 最早的克難房是由受難人以硓石古石、茅草和油毛氈搭建，後來當庫房或其他用途。後期新生訓導處改建為鋼筋水泥營舍。綠洲山莊的病房，做為隔離監禁病患之用。禁閉室內上下左右覆蓋將近 每個大隊下管轄四中隊，每中隊集中在一棟長形營房裡，其中女生分隊附屬於第六中隊。新生訓練處共有十二中隊。有因事故、意外、自殺或生病死亡者，遺體無人領取，都葬在新生訓練處公墓──難友們稱之為「十三中隊」。 我囚禁在綠島的歲月中（ 綠島當時只有一家旅社在南寮，也無其他交通工具，步行到新生訓導處，約計兩小時，跋涉到南寮已經疲累不堪，只好棲宿一晚，第二天到新生訓導處，已經是早上10點左右了。妻子的堅毅、情深表現在行動上，使難友們分外深刻難忘，因為那個時候一個婦人要搭船迢迢千里去綠島探獄不是簡單的事。身邊還有一個二、三歲的女兒，做母親的必須為她準備小尿桶。途中搭火車轉汽車再等船，上船以後可怕的折騰又開始了。母女一路暈船、嘔吐顛簸搖晃到綠島。有一次為了搭免費的船去綠島，母女也曾搭乘載水泥的貨船先到蘭嶼，再到綠島，路途上的煎熬、勞頓可想而知。有時也會爭取搭乘夜行貨車的回頭車，因為這樣可以節省一點車資。 為了讓女兒了解爸爸，雪貞總是在餵她吃飯的時候，告訴她一些爸爸媽媽的故事。有時女兒聽不懂的時候，媽媽就告訴她爸爸是到山那一邊的綠島去留學唸書。 有一次年幼的女兒不堪舟車勞頓，一路嘔吐，雪貞看了心裡也難過不已。女兒忍不住哭鬧著說：「媽媽，我不想再來看這個人了，路這麼遠，要坐這麼久的車，又要搭船來這個地方，不要來了好不好？」為了不讓越來越懂事的孩子留下太悲慘、黯淡的回憶，雪貞總是先探聽綠島舉行晚會、運動會的時候來探監，因為這時家屬們可以受邀參加晚會。活潑可愛又聰明的美里，往往成了綠島晚會中登台表演的小明星，穿起媽媽有備而來的舞裳，「比歌」跳舞，至今留有寶貴的歷史鏡頭。美里就這樣像一隻快樂的小鳥，在男生、女生中隊跑來跑去。難友們為了讓我們夫妻多一點時間相聚，時常帶美里去摘野百合花，送她小白兔、貝殼相框，使小美里相信，爸爸真的在很遠的綠島留學，一點也不察覺爸爸是在坐黑牢。 過年過節，妻子的娘家，會定期寄年糕、文旦、奶油罐頭、聖經或可以通過檢查的宗教書籍到綠島。雪貞省吃儉用每個月也會寄五十元零用錢給我，使我在精神上與物質上不感欠缺，還可以與難友共享珍貴的食品。所有時間我都跟難友一樣參加勞動、扛硓石古石、割茅草，這種勞動時光對我而言比上政治課要容易挨過，因為坐在地上聽那種千篇一律的洗腦課程，其實才是最痛苦的懲罰，課後還要分組討論。至於當時要上的課，什麼《蘇俄侵略史》、《三民主義》、《共匪暴行》、《國父遺教》、《中國之命運》、《領袖言行》、《毛澤東批判》、《蘇俄在中國》等，課後必須討論、寫心得，平常一日上課，一日勞動，有時上課半日，勞動半日。 我們第一批綠島「勞工」， 我們的第一個工作是蓋圍牆，自己把自己圍起來，每天到海邊敲硓石古石，把附近海灘的景觀整個改變了。原來凹禿禿的海灘被我們打平了。第一任姚處長，原任基隆要塞司令，他口頭上說，感訓成績好的，可以提前釋放，當然這是信口雌黃，十年就是十年，無期徒刑就是要關你一輩子！ 工作忙起來的時候，譬如蓋圍牆，半天的上課也停了，整天搬運石頭砌牆。最辛苦的是搬運補給品，像大米、麵粉和煤炭。貨從南寮上岸，搬到訓導處要走 即使後來有了「獄中手術室」，除非有外科手術必須動刀，我仍然還是照常參與重勞動的行列，當時鍛鍊出來的身體在照片中可以清楚找到印證。對我來說，我寧可在外面做苦工，在烈日下敲硓石古石、蓋房子、砌圍牆，因為牢房雖然把自己的軀體禁錮了，可是思想仍可自由飛翔，但是「思想改造」的洗腦工作，則是穿腦魔音，其痛苦非身受者不能體會！ 日後我每一次看到《十誡》、《 綠島雖然允許探監，但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無論從台灣那一個縣市出發，都是煞費周章。我的妻女每一次要從高雄縣的岡山娘家搭車到台東枋竂等待漁船或貨船，再渡海到綠島，躺在二十多噸漁船上隨波顛簸，海水直撥進來，打在身上感覺很熱，經風一吹又很冷，加上暈眩嘔吐實在很悽慘。這些年綠島開放觀光，2004年3月，因為長女美里與女婿明恭之好意，雪貞與我加上菲傭，及明恭高中同窗 一三、獄中手術室 綠島的監獄雖然編制上有軍醫，由於這裡關了許多醫生政治犯，因此許多實際醫療工作都派令我們去做。說穿了是薪水他們領，工作由我們做。有一次組長就說，乾脆醫務室就調一個人去坐鎮。醫生政治犯難友們認為胡鑫麟本身患有氣喘，健康體力不如其他難友，而且他年紀稍長，資歷能力也足夠擔當大任，後來就調他去醫務室。政治犯中內科有呂水閣、徐水泉；小兒科有陳神傳；耳鼻喉科有蘇友鵬；皮膚科有胡寶珍；婦產科有王荊樹；外科則由我擔綱。除了精神科之外，每一科都有人可以獨當一面。我們自備器材和藥材，每當綠島難友及官兵，或綠島居民中有病患送來，我們沒有一天稍離職守。照片中剃光頭的是受難醫生，蓄髮者是管理的官兵，是很容易分辨的，那天我不在場，因此未在相片中。第二排右二戴眼鏡的是坐鎮醫務室的胡鑫麟醫生，也是世界級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 綠島成立克難手術室後，我為難友開過四次盲腸和其他外科手術。手術由我主刀，第一助手為王荊樹，第二助手為蘇友鵬，第三助手為胡寶珍。護士長則由前台大眼科主任胡鑫麟擔當，負責手術中的一切紗布消毒事宜。難友自己美言中的第一流獄中診所就這樣運作起來。其實充其量只是一個克難手術室。 話說被判坐牢十二年的難友歐陽文，當初被捕而未送綠島之前，無緣無故被押往國防醫學院，做為臨床解剖的實驗教材。在未施以麻醉的情況下進行盲腸切割手術，手術時醫生對圍觀的醫學生實施現場教學。手術後送回病房，醫生亦不給止痛劑，任其劇痛哀號，只囑咐他多喝水。幸好他想起手術後未排氣前喝水必死，而斜靠床邊，張開嘴巴，喝入的水也奇蹟般吐出來。由於他的機靈與一名好心工友幫忙冰敷，才免於喪命。歐陽文畫的一張油畫，母鳥被關在鳥籠裡，三隻雛鳥在籠外張口嗷嗷待哺，道盡了在白色恐怖時代中台灣人悲慘無告的宿命。陳孟和與歐陽文這二位政治受難者用畫筆和相機捕捉了台灣監獄島鮮為人知的黑暗面；二位難友現在仍健在，因為兩人的努力許多珍貴的歷史鏡頭才能保存下來，印證蔣家政權殘酷、高壓、草菅人命的黑暗面，這種人竟還被供奉為民族救星、英明領袖，這種歷史還有公義可言嗎？ 綠島創立的「獄中手術室」曾多次成功完成盲腸和其他外科手術。陳孟和難友有一次擔任戶外攝影工作，臉龐不小心被照相機鎂光燈嚴重灼傷送來手術。他事後驚歎我的醫術神奇高超，竟能做得如此天衣無縫，完好如初！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回憶這個「換臉」的手術、摸摸自己的臉頰時，還頻頻說，那樣簡陋的設備、醫療器材，我們這個醫療團隊竟能完成這種不可能的任務，這是怎麼辦到的？其實當年這些醫生陣容，擺在今天任何一家教學醫院還是絲毫不遜色啊！ 〔 從29歲到35歲最精壯的歲月，因為一場天外飛來橫禍我被禁錮在遠離台灣的一個孤島，在這裡勞動、上政治課，進行思想洗腦、改造。有時想想被毛澤東打敗的蔣介石逃難到台灣非但不作反省，反而終身罹患「懼共症」，懷疑知識份子可能都是社會主義左派份子而予以亂抓、亂整，結果我們這些人不幸就做了活祭。 228事件中，高雄、嘉義、基隆都有大量傷亡和屠殺，這是眾所皆知的。台北絕命刑場最有名的三個地點是（一）馬場町：原在三軍總醫院和螢橋國中交界，後來遷中正橋下。今天水源路青年公園旁，有馬場町紀念公園，日治時代為跑馬場，因此得名。當年沿著新店溪畔犯人跪在地上，面向沙丘與溪水，很多人在此地被槍決；（二）新店安坑：現為北二高路段，近新店溪。北二高施工時，曾挖出四千多具屍體，身上還有手銬腳鐐，顯然是被集體掩埋的槍下亡魂；（三）新店秘密刑場，由惡名昭彰的軍法局長官包啟黃所建。他本人後因取人生命、淫人妻女，被告到蔣介石處。這個惡貫滿盈的陳誠親信最後在這裡被槍決。難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有一個殺人惡魔在此伏誅！ 根據難友陳英泰的追述，那個使很多志士斷魂的受難地──馬場町，原來是一個簡陋的機場，稱為南機場，後來被當作恐怖的刑場。憲兵組成的行刑隊，用美援十輪大卡車載運受刑者，由河堤道路下坡進入馬場町曠野，車一停住，劊子手隨即把受刑者踢到車下，口么喝他們跪下，立刻朝其胸部開槍，執行後掉頭便走。跟來的驗屍官，摸摸他們的心臟，確認受刑者已死，便拍照存證，把屍體留給當時台北市唯一的極樂殯儀館交由醫學系學生解剖作實習之用。 假如通知家屬領回屍體，還要向家屬敲一筆竹槓，需付四、五百元費用。（當時一般人的月薪僅有一、二百元！）一旦家屬無法承擔這筆費用，屍體就被送去國防醫學院或其他醫院當解剖教材。 顏世鴻出獄後， 綠島本來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島嶼，但是國民政府用它來禁錮思想犯。七年後我歷劫歸來，家人問我在綠島的生活，我很少再提到它，家人親友也關心問我是否曾遭刑求？我通常保持沈默，那一段黑暗歲月是上帝給我的試煉，我既然熬過來了，為什麼還要去碰觸那個傷口呢？這幾年談到綠島悲慘經驗的事情漸漸出土了，不過仍是冰山一角。 難友中楊金海就親身經歷過十九種刑求：剝指甲、夾手指、拔牙齒、蹲木幹、灌辣椒水、灌汽油、入冰室、綑打、吊打、背寶劍、轉車輪、通電、電療、強光燈照射、遊地獄、塞石灰、灌尿、吃狗屎以及對生殖器用刑。《白色封印》中郭振純追述他所受的酷刑，讀了令人不寒而慄，此書由胡慧玲、林世煜夫婦採訪記錄，由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年12月出版，共有六位難友接受採訪，除郭振純之外，尚有盧兆麟、涂南山、張金爵（女）、顏世鴻、陳英泰，六個人都是在綠島坐政治黑牢劫後餘生的受難者，此書相當忠實反映了我們在綠島度過的歲月……。日本著名傳道師高橋三郎曾這樣寫：紐約市立動物園鐵柵欄內分別關著各種兇猛的野獸，其中一個獸檻內的岩穴裏面空無一物，洞口處豎立的牌子，赫然寫著──「地球上最兇猛的野獸：人」，這是多麼沉痛敲擊人心的反諷啊！ 1951年凡是在綠島坐冤獄的人，沒有人會忘記，五月仲夏的某一個傍晚，第一任「新生訓導處」姚處長（其實就是監獄長），站在一塊廢墟廣場的大石上，向一千多名坐在地上剛剛報到的新生們訓話：「我代表十字架，跟著我的是生，背向我的是死！」那燠熱不堪的夏天，這些威嚇的訓話，傳進耳裡，有如刺骨的寒風，令人不寒而慄。228事件發生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後來升任警總頭目的彭孟緝，曾到綠島巡視，也是對著大家恫嚇：「如果不服從聽命，你們的下場就是死！」說著右手做了砍頭的姿勢，這個屠夫後來高升到陸軍參謀總長，八十多歲晚年對自己所做的惡行竟然至死無悔！ 一四、歸鄉 回想從 前面說過七年間雪貞帶著二歲的美里，千辛萬苦來綠島探望我六次，這是我出獄前家屬去綠島探望的最高記錄，說來這並非受難家屬無情，因為跋涉一趟綠島來回，在當年真是非同小可的大事。 我回到台灣的第一站受聘於母舅 1961年4月我選擇高雄縣岡山鎮雪貞的娘家繼承岳父高昌的衣缽，做為我行醫的地方，岳婿兩人一起開業，濟世救人服務鄉梓，一時成為美談，為岡山人所嘉許，此年10月參女由里在岡山家中出世，這時一家六口的成員全部到齊。大約十年後在對面的岡山路上貸款購屋創立「林外科醫院」。 因為「綠島大學」這一趟遠行，唯一的男孩世光與大姊足足相差十歲，我在綠島七年，雪貞可說歷盡各種磨難，為了負起生活的重擔，到處找工作，有人介紹她到日本大使館工作，雪貞原以為憑自己的日文造詣，該是文書一類的工作吧。到了台北的大使館公館才知道是伺候夫人與千金的女傭，但是堅強的她照樣吞忍接下這個工作，終日繁重的勞動之後，晚上還要挑燈編織毛衣，賺取微薄的工資貼補家用，後來甚至病倒回去娘家養病……。家人萬分不捨，勸說不要出門工作，於是她在娘家住下，繼續打毛衣、洋裁之類的細工。因設計脫俗、手工精密，頗受歡迎，勉強可以維生，更可與美里親近一點。 凡是從綠島回來的人，回到社會一輩子都是被「點名做記號」的，當然他的子女也是「犯人」、「歹徒」、「壞人」之子，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時都有情治單位就近監視侵擾，使你在精神上不得安寧，我一向抱著低調的態度，很少參與社會活動。 我在岡山經營「林外科醫院」31年，初期雪貞也等於主婦兼護士長的任務。外科醫院常有大手術的病例，處理上不能有任何閃失或差錯，當然也要就近請有經驗的醫師協助，雇請護士經常要維持五、六位以上，才能勉強應付過來。由於外科醫師處理的病例，從判斷、開刀到醫療復原，整個過程相當緊張、風險大，體力付出也大，硬體設備也要齊全，要有病房等等。這些年來，很多醫學院學生畢業後選科時都視「外科」為畏途了。醫療糾紛層出不窮，惹上一樁官司，大家都談「虎」色變，醫生與病人彼此信賴的關係切斷了，這是很悲哀和令人沮喪的事。 陳五福、郭維租和如今仍健在的台灣烏腳病之父 這一代的醫生即使後來自己開業，無論在城市、鄉鎮，醫生為了病人安危，通常會想盡辦法「往診」，願意為病人付出一切，甚至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譬如作家醫生賴和、吳新榮自己開業，對貧病者甚至私下「義診」，不收取費用，即使患者賒帳，醫生也不會主動向他們催繳所欠醫藥費，而他們二人本身的經濟情況，賴和幾乎捉襟見肘，吳新榮也只是小康而已。 醫生為患者看病，醫生和病人不像今天只是建立在「買賣關係」上──醫師開藥方，病人取藥，失去了往日那份「人情味」，醫師看一個病人腦子裡想的只是判讀數據、一天收入的多寡，不像昔日一樣，患者到了診所，醫生通常先問你：「你哪裡不爽快？」患者接受檢查之前，心裡已寬舒了大半，拿完藥，病人如果吐露心中的苦悶、家裡的齟齬、生活處境的不順，醫生甚至也會耐心傾聽溫慰，如同朋友一樣分擔解憂。絕少聽到醫生動輒想要施行「手術」賺錢，甚至以偽藥低價藥品當作名貴藥品收費，或者濫用抗生素、下猛藥，絲毫不考慮其他後遺症等等……。 以前的社會很少聽到逆子弒父母、亂倫、虐童、暴力、刀刃相向的悲劇發生，現在則不同，我認為這是教育的徹底失敗，一切只教大家向「錢」看，只要能賺大錢、名利雙收，即不顧一切手段，因此社會怪象百出，一切失去了正確的判斷力，就沒有是非，也沒有真理的標準，難怪大家時時刻刻都想鋌而走險，抄短線走捷徑，這樣的社會如何能要求國民奉公守法、和諧相處呢？ 我因為早年沒有享受到天倫之樂，疼愛我的母親年紀輕輕就離開世界，所以婚後不管我的工作多忙多累，我的四個孩子（除了長女美里因為我出獄時已九歲）後面的三個孩子，六歲以前都由我親自替他們沐浴洗澡──我要讓孩子在記憶中有父母的呵護、親近和愛撫的安全感，不要再像自己早年那樣過著孤孤單單寄人籬下的生活。 美里因為我人在綠島，雪貞在外面工作，我歸鄉後一切都未安定，她唸小學，在南部前後換了四個學校。還好她個性活潑、惹人疼愛，她回憶自己成長的少女時代，台灣社會並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族群分裂」，好幾位外省 我的三個女兒後來都分別嫁了醫生。這一點外人、朋友們頗感好奇，以為都是由父母作主，其實她們三人本來都有追求者，後來選定自己要嫁的對象都先徵求爸爸媽媽的同意，這些屬於她們的羅曼史，我想不用在這本傳記裡多所著墨。 我唯一的兒子就讀陽明大學醫學系，他選擇醫學系中當時被認為冷門的精神科，後來帶職回母校攻讀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目前服務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精神醫學中心。 世光醫學系畢業後，要選擇精神科時，很擔心我會反對，其實我認為當開業醫師是很辛苦的，做為一個醫生不應以賺錢為志業。醫學領域中，儘管歷史時空和經營方式不斷變動，醫師依然只有留在大型醫院（尤其有附設教學醫院者），從事醫學研究才能保持站在最前端而不致被嶄新的研究成果所淘汰，因為大醫院配合各種精密的新儀器，不同科系整合方能迅速發現罕見的病例，加上醫療工作人員的密切合作，這種團隊等於聯合作戰，其進步和翻新的速度是一位開業醫生難以想像和望其項背的，當然開業醫生在偏遠地區仍有其需要和可以發揮的功能，這是無法抹殺的，不過日後的發展和侷限也是事實。 所以世光得知自己可以全權選擇他要走的精神科領域時，他就安心了。如果不從熱門和冷門的角度考量，精神科這個領域，1920年出生的 人的一生真的很短，即使以八十、一百年來計算，無論你專攻哪一個領域，一個人窮畢生之力所能達到的成就仍屬有限，如果你對自己選擇的工作沒有興趣，你就無法堅持下去，那麼你就不可能做出超越別人的成績。世光選擇精神科時，這個領域確屬冷門，如今因為社會節奏快，人所面臨的壓力大，精神官能症的患者急遽增加，我也不認為學醫的人就應該以它做為熱門科系而選擇它。 如果我現在能重回青春時代又有機會出去深造，我可能不會選擇美國或日本，我會選擇歐洲，我認為有深邃的文化傳統人類才會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 在西 這樣一位傳奇人物，卻不認為自己是天才，只認為自己比別人幸運，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他發現自己在音樂確有超乎一般常人的天賦，即使如此，他成為一流的管風琴演奏家之前，仍然經過長期的勤練和名師的指點與調教。 史氏在小學時代就已發現自己天資並不比其他同學好，他在校成績還屬於中下，學校甚至通知父親要取消史懷哲領取的牧師子弟獎學金。史氏在《自傳》中供述中學二年級時來了一位導師威曼，教學很認真，在他諄諄誘導之下，功課漸有起色，中學畢業時他在歷史和語文課程才有卓越傑出的表現。然而他發覺自己在繪畫方面毫無天分，數理方面也是下了功夫才紮下堅實的基礎，史氏認為自己後來能有所成就，是他在意志力方面比別人堅定，身體也很強健，因為這樣他才能彌補一些弱點脫穎而出。在歐洲那樣嚴格的學制下，先後取得哲學、神學、音樂、醫學四個博士的人，還抱持這種謙虛的胸懷，甚至被列入不能適應學校教育的「天才」，那個自認自己「天下第一」的狂人可以休矣。 史懷哲發現自己在音樂方面有超乎常人的天賦時，曾經問過母親，史家的祖先中是否出現過音樂家，母親給了他滿意的解答。縱然音感這麼好，他後來在鋼琴、管風琴演奏上仍須經過幾位名師的指點，尤其對把他視如己出的管風琴大師魏多（Charles M. Widor），這個例子提醒我們，璞玉若不經琢磨仍難成為美玉！ 史氏行醫的蘭巴倫，直到1960年（他去世前五年）才宣布獨立為加彭共和國。史氏說能實現社會服務的夢是因為許多人的美意、協助、支持促成的，他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認為要從事一種無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意志力和堅持。 回顧20世紀，大家一定會想到有兩個影響世界命運的猶太人：一個是精神醫學心理學界的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一個是科學界的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我認為佛洛伊德的影響層面尤其驚人，這位猶太裔的奧籍醫生倡導精神分析，寫下《夢的解析》一系列的著作， 20世紀的文學、藝術、醫學、心理學、電影……幾乎因為他的理論和分析產生了脫胎換骨的新面貌，當然影響不可能都是正面的，但是有如換了新鏡片的全新視野，使20世紀蛻變的速度有如進入太空，然而人類果真活得比以往的人類幸福嗎？這是值得深思的課題。關於科學界的巨人愛因斯坦，已經有許多專著和研究，他親眼看到二次大戰落幕，也看到韓戰的發生和人類不斷面臨的存亡危機，他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十年離開世界，愛因斯坦的晚年和心境也是現代人都已知道的悲劇。 前面提到，當年赴日留學，浦和高校畢業後，我一度也想讀工科，之後投考東京帝大填了醫學部也是接受家父的意思，錄取後便走上這條路了。 我對學醫倒有一種執拗而且現在看來也許可笑、落伍的觀念：我反對女性學醫（這不是歧視女性，或認為她們未具備這種能力），因為過去看到很多醫學系畢業的女性後來大部分沒有行醫或從事臨床研究，這不是浪費國家資源嗎？很多女醫師嫁人成為全職家庭主婦，這不是埋沒人才嗎？其中也有人嫁了同行的醫生老公，結果一輩子辛辛苦苦當醫生養一個遊手好閒的老公。我唸東京帝大時曾和同學去拜訪過一個女醫師，這位三十歲左右的前輩當時已經自己開業行醫，但尚未成家，大家接受女醫師的茶點招待，要告辭時瞥見她的廚房洗碗台上杯盤狼藉，堆滿好幾天沒有時間清理的碗盤，看到這個景象簡直使我嚇壞了，那一次親歷其境以後我還有一個更可笑的想法，我將來要娶的對象絕對不 我的想法和身處的時代和成長背景有關，現在我已經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我的觀念和現在年輕一代有些地方當然銜接不上，如果我堅決說女孩子投考醫學系，會佔去寶貴的名額、浪費國家資源，女性主義者一定認為這種觀念未免荒謬可笑，因為現在很多醫生已經不是自己開業，甚至在大醫院和研究機構進行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目前整個生態結構早已和往日截然不同，早已創下不少雙贏的特例，有智慧的女人不但活出亮麗的人生也同時創造許多奇蹟。 〔筆者現在也年逾70，聽到 歸鄉後，我就這樣安分地守住岡山鎮，扮演鄉下外科醫生的角色，我們夫婦都在岡山教會敬拜上帝，先後被推選為執事、長老，我們還在岡山教會義務教授日語，雪貞用皮雕製作皮件義賣，所有收入奉獻當作建堂事工之經費，1987年岡山教會建堂得以如期完成。又在李不易牧師盛意邀請下，1996年雪貞擔任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松年大學岡山分校第一屆校長（任期四年），秉持一生活到老學到老的學習精神，以耐心、和諧、體諒接受挑戰，忠誠、竭盡所能奉獻並為主服事，我們盼望得主喜悅，將榮耀歸於主。1992年遷居高雄，與其他將近十戶的岡山教會教友，組織高雄區小組，帶領大家讀經、聯誼，教友和睦相處，感情融洽，靈命得以不斷成長，奠定日後小組組員成為教會長執精英群的基礎。長女美里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後來嫁給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的陳明恭（亞洲小兒科泰斗 進入2007年，即使視力已大大減退，但只要有關台灣建國或以台灣名分加入聯合國的活動，我還是會想辦法參與，甚至為宣達台灣加入聯合國，我曾於2005和2007兩度遠征美東。2005年與協進會秘書長羅榮光牧師同行共襄盛舉。2007年因視力太差、年歲又大，長女婿陳明恭醫師不放心特別從美西飛來一路相伴，在在留下美好的印記。小女由里甚至認為我的活動力看來像個「過動兒」，事實上，我們這一代已經走在人生的盡頭，環顧四周，暮色蒼茫──這種感覺除了一種孤獨與焦急，我們已沒有退路了。心裡並不害怕，只擔心為什麼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台灣的歷史和未來的命運，如果2008總統大選失利，台灣人民的前途堪慮！！青年時代，我也像《阿信》中的浩泰，像社會主義者一樣相信人間要有公義，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國民，雖然我從小接受全盤日本教育，可是我知道我知日，但不媚日，對於原本視為祖國的中國，我早已幻滅、絕望。所以在早期我申辦移民過程時有很多機會可以借平反而成為美國公民，或取美國居留權，但是要我公然在異國人面前罵自己的國家，我絕不屑為之！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愛台灣，我願與她共存亡，這是養育我的土地，血脈相連，我沒有理由離棄她，這一點我的兒孫心裡都很清楚。讀者如果想了解我們那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黑澤明1946年執導的黑白片《我於青春無悔》，可說道出了我們的心境。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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