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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三月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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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 -(九)人的本性
吳昭新 醫師 (by Jau-Shin WU, M.D., Ph.D.)
(Posted Mar. 24, 2008)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6)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九)人的本性

回憶文也好,敘述文也好,散文也好,小說也好,凡是關係到事情的始末時,都要牽涉到人的本性。一個人的本性包括性格、道德、倫理都因人而異,而又因各有不同程度之差異而織出千千萬萬的不同故事出來變成永遠講不完的故事或文學題材。

再說詳細一點,人之本性就是由生下來就具有的性格(先天性)和生下來後的幼年環境培育出來的道德、倫理而形成。我認為人的本性不能以性本善或性本惡的二分法來解釋,真正的內容意義是在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兩個極端中間存在的千千萬萬的不同程度的善、惡的混合而成為每一個人的本性,因此本性因人而異且其相異之多跟在千萬人中很難找出一個完全相同的臉一樣無法找出完全相同本性的兩個人,因此、論一個人的本性不能只用善或惡兩個極端來分類,一個人的本性是「善和惡」兩極間千千萬萬種光譜中的一個點,所以有千千萬萬種的本性的人,也就是這千千萬萬種本性的人會織出千千萬萬種不同的故事出來。

三字經的一開頭就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我倒不能完全贊同這一種說法,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本性與基因有關,無法改變,而人生的初期(五歲?以前)所形成的本性也是很難改的,雖然之後的生活、教育環境能因理性稍會有些改變但應該不會很多。 既然是回憶錄在前面我也已敘述過了不少順著時間發生的可能改變我的生涯的人與事,但在這一章我想回憶一下在我的生涯中留有一些印象烙印的零星的人與事。這些人與事雖然不曾影響我的生涯,但是有可能影響了我的人生路程和感受,因為一個人常常以自己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自己的人格、道德、倫理觀念解釋周圍發生的事情,譬如一個有善良本性的人看一件殘酷的作為很不以為然,但是本性邪惡的人會認為一點兒都不殘酷,認為是一件當然的事,這些零星的感受可能多少影響了我所遭遇的人與事之後的思維模式,因此在這一章裡我將這些零星的人與事做個回憶。

1) 民意代表:

一般人的印象中,民意代表多為謀求自己的利益目的對待公務員,但是其實也有不少民意代表並沒有外表上所表現出來的那麼不講理霸道,內心還是講道德義理的,就是本性不是那麼邪惡的。惡劣的不講道理的民代-勿寧說是政客-的法寶,不外乎利用在議會質詢時,侮辱你的人格,如近來大家在電視上常看到的立法院的情景,或以刪除或減少預算為手段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對於醫院他們的目標主要是人事關說和藥物、儀器的購買事項,所以有一部分藥商或儀器商就請民意代表參與其公司,由他們直接出面或名義跟醫院做蠻橫威脅的交涉。我也碰到幾樁這一類的關說,他們常常直接打電話有時候還會親自出面來要求你。有些人講話較客氣委婉以拜託方式來關切,有些則毫無顧忌地使用強硬的語言想把你壓下去。其實醫院的藥品採購每一個醫院都由藥事委員會主其事,平常都是由藥局主任、會計主任、各醫療科室主任組成委員會由副院長主持,雖然會議結論須呈上院長由院長簽准,但平常公正的院長除非有明顯的不合理事項不會更改會議結果,如果院長為民代表的壓力而更改決議時,委員會成員即使不表示意見,大家也會私下議論,院長的威信掃地,無尊嚴可言,所以公正的院長就不會毫無依據正當理由就更改決議事項。但藥商或民意代表直接跟委員們接觸則院長也無可奈何,只在開會當中委員們之間互相會有爭執而已。對於民意代表的直接關說,我都回答說要看藥物本身的藥效和尊重委員們的意見,平常即使民意代表們會有強力的關說,只要讓一部分藥效明顯的幾種藥品通過,他們就會放你一馬。最醜陋的是藥商本身狐假虎威直接跟你當面說出一些無可理喻的話來威脅,但是藥商也並不是都不講理的,大部分的藥商都還是講道理規矩的。有一次有一個藥商的外務員直接跟我講他的藥一定要通過不然就要某某省議員在議會修理你,另外一廠商的外務員在旁邊聽到,路見不平很憤慨地說:吳院長是公正行事的人,不怕你這一種威脅,你這樣說法反而傷害到支持你的議員,聽說,之後這一位路見不平的藥廠外務員去找那一位在議會裡出名不好惹的議員,把經過講給他聽,勸那省議員在議會不要為難我,自己下不了台。那位議員曾經跟我交手過,知道我的個性為人,在議會裡也沒有任何動作,雖然是現實的社會,只要你自愛,還是會有良心講義氣道理的人在後面暗地裡支持你。

另外有一次,一位立法委員帶他的國會助理和藥廠的人來院,國會助理和藥廠代表頤指氣使地要求個要求那個,這位委員跟我有些面識,是一位學有所成又有理性道德的老實委員,當他的助理和藥廠的人離座時我請問他,為什麼跟這樣一個藥商合作,因為這個藥商本來就靠勢、囂張風評不佳的人,他告訴我沒有經費難辦事,所以不得不加入藥商的行列,因為他是正派人士,我告訴他要小心行事較好,才不會破壞您的形象,他也了解我的意思,沒有再說什麼。

有一天有一位也是省議會裡出名的強勢省議員帶一位人士來院長室找我,以驕傲的聲勢要我幫他在醫院裡的一位親戚處理升遷的問題,我告訴他們說醫院裡的升遷有一定的程序和規則,只要合乎程序規則我一定幫忙,否則我也無能為力,如果我本人不照程序行事以後沒有人會服我的,省議員的口氣還是相當強硬,說他的朋友是地方上頗有影響力的人士,並且對他的選舉是舉足輕重的人,一定非幫這個忙不行,我說能夠幫忙我就幫忙,但我必須照規定來做。不一會兒他的朋友說要到洗手間而離席,議員的態度突然180度的轉變,繃緊的臉鬆開了,語氣也緩和了,溫和地告訴我:吳院長我知道您的行事作風,您照您的去做,在他的面前我不得不這樣講。我做事一向對就對,不會向邪惡強權妥協,議員們大概也多多少少有些風聞,知道對我用強的硬的都是沒有用的,只要有道理我自然都會給面子幫忙,對於沒有道理、違規的關切我常說:「我院長隨時可以不做,但絕對不做不公正不公平的事」,在那個時代像我這樣的傻瓜,我不敢說絕無僅有,但應該很少吧。雖然話這樣說,我也不是一個絕無通融餘地的酷吏,當政府當局宣佈執行專勤制度之初,衛生處常常派人來檢查是否有醫師在外面私下開業看病人,有時候是突擊檢查,不過只要我事先獲得情報,我都會叫人先去通知這些私下看病人的同仁,雖然明知這是違規的行為,但我認為一下子要他們關門不看病人,對於醫師和病人雙方面都不是有利的,我希望醫師自己要自覺想辦法花一段時間漸漸停止開業,不願停業的人就自動離職專心開業,有些醫師會了解我的苦心,但是雖然我敢冒違規之嫌為大家設想,仍有一些醫師,跟在前面提過的台北醫院的提撥5%醫師獎勵金給非醫師人員時的情形一樣,在背後說是我在作秀,其實是我要衛生處的人來檢查的,這是一般社會的常態並不足怪,但是當事人心裡是寂寞的,會灰心但不會退陣下來。這一位議員在省議會裡為民爭取時的表現是很強勢鏗鏘有力的,官員莫不對他敬畏三分,沒想到他本性是蠻講義氣道理的,所以說人不可只看一面就驟下結論,這是十多年快二十年前的事情,最近常在電視前看到第二代的表現,讓我想到為何沒有繼承他老子的道德義理規範、愛鄉情懷,讓我為他老子甚覺惋惜。

不過如上述,有時候想起來民意代表也有他們的苦衷,人事的關切是常有的事,有時候態度簡直惡劣到近乎威脅的程度,但是有一次一位民意代表關切一個工友缺,但院方已依規定制度有人選不可能更換,這位代表是女士,平常都很有禮貌也蠻講道理的,卻在電話那一頭講著講著,越講越大聲最後竟咆哮起來,說她無法對選民交代,結果竟然在電話那一頭哭起來,我實在同情她,但也無可奈何,總不能為她做出不合規定的事,我會替她想,但她呢?有沒有想到我的立場,話雖這麼說,人的本性就是這樣,只好接受社會的現實,其他則由命運安排。

當然民意代表也有不少遵守規矩的,民代喜歡賴帳早已見怪不怪,不過在我的記憶中至現在還沒有破案之劉邦友命案(1996年)的桃園縣長劉邦友也曾做過省議員,他的弟弟在台南醫院曾住院一段時間,出院後劉議員來結帳並沒有耍特權賴帳。已故台南縣籍的省議員謝鈞惠先生也是很講義氣的君子,不但不會做無理的要求,有時候還會贈送地方特產等給我,當我離開省政府到中央任職後多年,他還幾次郵寄地方特產贈送。

坦白地說公務員實在難為,過於維護正義、公平就會擋人財路,一定會得罪人,有時候還會反撲過來,讓你吃不完兜著走,放寬、裝作視而不見就不忠於職守,尤其已變成一般習慣的作為,你卻為正義公平去阻止時,人家會認為你不通人情,別人都在做為什麼你要阻止我,為了減少弊端之程度,你可能需要作出可能也是違規但是要讓違規的程度盡可能減低到最少之決策,這一種似是而非的作為,非總是非,但是為減輕非的程度而做出似是而非的作為,究竟對不對?自私自利為非作歹的人一定會理直氣壯地說,非就是非,不管輕重,不管大非小非都是一樣非,因為他們經常做大非,所以想把不得不做小非的人也納入自己的同類,以便掩蓋自己的大非。現在社會上常有一撮人認為貪污一元和貪污千億元一樣是貪污同罪的說法,想來掩護或合理化大貪者的行為,這一點我可不能認同。這樣也不對那樣也不是,坦白說,古今中外,你想要求完美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所以有烏托邦之說法。任何事都有兩個極端,其他千千萬萬的事是在兩個極端間的千千萬萬的光譜,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只能盡量憑良心做事,不管別人的閒言,其他就憑你的運氣,不然你就不要做公務員,甚至乾脆不要在現實的社會上生活下去,遠離塵囂,躲到深山中。

你做官員會碰到各種各樣的民意代表:正派的、想盡辦法要牟利的、傲慢施壓的、沒有道德觀念的、講道義維護正義的、才智問政犀利的、笨頭笨腦的都有,但只要你站得正,做事不要落人口實,不戀棧官位,坦然面對他們,任何一種民意代表都奈何不了你,除非你運氣很倒楣。有過一次真的我就碰到一個笨頭笨腦的民意代表,是在我要離開台南醫院的移交典禮上,人家請他致詞時,卻講出將要卸職的院長(我)因做不好所以要換新院長的話,也許他是新院長的朋友所以要稱讚新院長幾句是無可厚非而是且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跟他從來沒有什麼恩怨,也毫不認識,何況我又不是因失職而被調動,何必要講我的負面的話來取寵新人,而實際上我是受省主席的特別拜託來整頓台南醫院且現在是功成將要榮升中央機構的,他大概也沒有看當時的新聞報導,標題、內容如下:

「民國七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中華日報:【院長榮升、副座接任】、【省南三年來成就獲肯定】省立台南醫院院長吳昭新榮升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院長一職由副院長林茂升任,這代表上級對南醫這幾年來的肯定,同時也深具繼往開來的意義。三年前,吳昭新自省立台北醫院調任省南時,該院制度不彰,人事阻塞,醫師出勤荒怠,上班時間找不到醫師,值班時間也看不到人影,住院沒有病歷,開刀沒有麻醉醫師,醫院常成為醫師家中門診拉病人的跳板,整個醫院百病叢生,備受詬病,衛生署評鑑將之降為准二級醫院,開醫院降級首例,淪為醫界笑柄。作風強硬的吳昭新上任後,整頓改革,首先要求的就是按時出勤,嚴格執行下,不久即陸續有三十多為主治醫師掛冠求去,吳院長並未因此妥協,而且更力求打通阻滯的人事管道,二十一個醫療科,十六個科主任出缺後,全部內升,除非科內沒有人才時方由院外舉荐,人事作業完全公開,令員工士氣大振,如今各科各級醫師幾乎都已飽和,泰半的醫師均為這三年來新吸收的生力軍。對醫療行政的整頓也力求制度化,加強急診功能,白天急診由主治醫師坐鎮,夜間則住院、主治分守一、二線,病房值班也嚴格要求寸步不離,醫療科主任與人事單位組值勤稽查小組,不定期抽檢值班情形,建立分層負責制度,設置各功能委員會,充分授權,為貫徹會提案決行,各項會議每數月做執行追縱檢討,決不虛應,積極推動教學研究風氣,以身作則,親自督導內科晨會,醉心於學術研究的他,去年以有關B型肝炎論文通過教育部教授審查,成為第一位非任職大學醫院獲得教授資格者。他的努力沒有白費,衛生署評鑑升為區域醫院,一湔數年前降級之恥,其內科亦在其鼓勵發展次專科,而獲得中華民國消化系學會認定為該專科醫師教學醫院,衛生處業務考核也年年甲等,去年九月邱主席來巡視,對該院發展讚譽有加,今年初衛生署施純仁巡視時也留下佳評,其於三年前一上任即爭取的現代化醫療大樓經費,歷經波折而終在其臨行前獲准編列七億六千萬元。三年來吳昭新的表現,由此番自省衛生處系統榮升到中央衛生單位,可見應是受到肯定的,而由副院長林茂接替遺缺,堪稱適才適用,亦代表對之於該院二十多年的表現肯定,和兼具繼往開來的意義。(本報記者王莉莉)」。

連平常不願誇讚官員的媒體記者都願意美言幾句,且又都是事實,何苦呢?怪不得那一年這一位民意代表沒有選上民意代表,不是笨頭笨腦又是什麼?

我當省立醫院院長的時候還在國民黨執政的時代,一般的印象中所謂黨外或民進黨籍的省議員、立法委員比較講道理,其實也不見得,有一位無黨籍(?)的議員經常毫不客氣地要強壓人事案件,其態度手段的惡劣簡直毫無道理可言,比最爛的國民黨民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怪不得一般人民對民意代表和政治會反感或不關心。話雖這麼說,政治是眾人的事,民主政治又沒有民意代表不可,因此不好的是選民,是人民,是你不關心自己的事,或你要選出爛民代的結果,不能怪別人。現在正在競選副總統的前台北縣長蘇貞昌先生當時也是省議員,口碑還不錯,有一次在議會走廊碰面時,跟我走在一起的議會高級職員給我介紹,他開口說:「哦!是醫師,醫生都很好」,是說醫生都人格上不錯的意思吧,我不知怎地,竟反射般脫口而出回答說:「那可不一定,醫生也有好的也有壞的,跟律師有好的也有壞的一樣」,蘇貞昌議員為突然而來的突兀的回答愣了一下,他大概沒有想到在現實的官場上會有這麼一個不識趣又離譜的怪胎官員。另有一次,蘇議員在主持審查衛生處的預算的場合裡,一位得意忘形的主管在報告業務時,前後的情形我已忘記了,講著講著也不知怎地突然講到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的大兒子蔣孝文患有腦梅毒,蘇議員馬上提醒這一位官員,你是政府官員怎麼在這個場合講這一種話,當然這一位官員馬上清醒過來,沒有繼續講下去,不過之後這一位官員身上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據當時的傳聞,這一位官員有「免死牌」(據傳聞在八二三金門炮戰時有功的人,之後犯有什麼大過也可以免受處分之說法)。蘇議員雖然當時是反對黨的議員還算識大體,知道事情的輕重緩急。可惜,聰明理性的蘇貞昌議員在民進黨黨內競爭提名2008年的總統候選人時,有傷害到謝長廷的言詞,後來就被國民黨馬英九陣營,利用成為在媒體上攻擊謝、蘇陣營的手段資料。人總有百密一疏、考慮不周的時候,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把眼光放遠一點,不要太近視,事事應該謹慎為之。

2) 醫界老師、前輩、同儕

對於我的一生有所影響而我由衷敬佩和感謝的老師、前輩和同儕在前文已經提過幾位,如宋瑞樓教授、楊思標教授、劉禎輝教授、李悌元副署長、潘憲教授、莊哲彥教授等,除這些人外我想還應該在這裡提起幾位。

我記起在大學醫科五、六年級時我們有三位同學一起在翁廷俊教授的指導下整理日治時代的台大醫院內科病歷,因我記憶不好,這三位同學中除了我在前面已提過的綽號紅蜻蜓的劉麗娜同學之外,我已記不起來另外一位。不過這個完整的記憶也在最近(2007年11月)的畢業五十週年同學會解開了謎底,因為在前文也提過的林瑞祥同學自己說他是其中之一。翁教授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嚴肅的老師,翁教授的專長是感染症,但可惜不久就因故離開了台大,所以其他印象不深,我要談的是當翁教授離開後繼續指導我們三人作業的許成仁教授。他跟翁教授一樣也是專研感染症的,後來抗生素的出現有一段時間控制了很多感染症,給人好像感染症已經不會再繼續存在似的,是否這樣的原因我不知道,許教授在感染症之外也專研老人病,後來台灣醫界仿效美國醫學新設家醫科,有部分專研感染症的醫師轉研家醫科,沒有想到風水輪流轉,現在即使有各種新抗生素的陸續出現和新疫苗的發明,細菌、病毒的突變和新興病毒細菌的出現突破了抗生素的防線以致感染症的流行發展出現了新局面,本來以為會萎縮消失的感染症學又變成顯學-愛滋病、SARS、鳥型流行感冒等是其中重要者。萬物的演變是不可預料也不能小看的,不管科學如何進步,「人定勝天」這一句話是不能隨便可以講的。毛澤東的「人定勝天」的誇言,滅絕麻雀卻導致蝗蟲害,致使在1959年代的「大躍進」中害死千萬個中國人。話說許成仁教授,跟他的外表一樣是一位很慈祥的教授,說話也輕聲溫和不會讓你感覺有威權、壓迫感,其實他個性並不寡斷也不軟弱,他有他的主張而不怕別人的閒言,譬如有一件事至今我記憶猶新。前述宋瑞樓教授在我離開台大醫院之前跟我並無特別之關係,但因看到我離開台大醫院之後仍繼續往學術研究方面深耕(當時除了在學術機構如台大任教職或服務的醫師外很少有人在醫學會或期刊上發表研究報告)才開始注意到我,並想要提攜我在學術方面發展,很可惜因我本身不善攀緣,沒有能再進入學術機構服務,所以在學術上沒有什麼成就可言,以致宋教授的好意落空。事實上宋教授當他就任內科主任時,聘請我當醫學院的兼任講師和台大醫院內科的兼任主治醫師,這一種事在現在的時間點並非一件稀奇的事情,可是這在當時的醫界和台大醫學院及台大醫院內科極保守的大環境下,是需要相當的魄力,宋教授為此要受周圍同仁的閒言閒語。他們認為為何有需要請已經離開在外面的人來兼教職,也許是我的人緣不好,我不知道,不管如何宋教授所承受由周圍而來的精神壓力應該不小才對,所以我的兼任講師只做了一年就沒再獲續聘了,只兼主治醫師看門診,倒是繼續十多年一直到我調職到台南醫院無法從台南來看門診為止。也是同樣的原因吧,宋教授也不敢讓我直接給學生上課,我為什麼要把這麼多細節都講出來呢?就是因為外表看來內向、文質彬彬的許成仁教授在接任內科主任時,反而有一次或兩次叫我給五或六年級或合班(?)的見習醫師上病例討論會的課,當時的病例討論會的做法,依照慣例在上課前學生先把要討論的病例的整本病歷上的病程資料寫在黑板上,上課時從頭開始依序解釋分析下去,但是我卻沒有這樣做,我叫學生不必把病歷寫在黑板上,要一位學生把病歷的內容依病人看診時的順序,從前來看診的主訴開始一段一段說出來後,而在每一段分段做分析解釋,對視診、聽診、觸診的結果也分別做可能的診斷和鑑別診斷,檢驗室的檢查結果也一項一項做鑑別分析,就是現在臨床診斷教學上執行的問題導向思考方式,差別只在沒有叫學生課前自己先去找資料,那個時候根本就還沒有電腦何況網路,學生也無法去做這樣的工作。那麼我為什麼會印象這麼深呢?是因為當時下課後,有一位學生突然跑來告訴我說,他很高興,說他是香港僑生,這樣教法對他很受用,因為在香港醫師執照的考法就是這樣考的,讓我覺得沒有讓許成仁教授失面子,心裡也很高興。現在臨床教學都已發展到小班教學並且還要學生事先自己到網路和圖書館去找各種資料,連基礎課程也是一樣,是所謂的「問題導向學習」,現在的學生聽起來是我在講一個很平常的故事,一點都不稀奇,但在當時是一件新鮮事,大概很難想像吧。當時台大醫院的排外性是很強烈的,在那一種環境下要一個外面的人(即使是曾經一起工作過)來教學的難度,在現時的時間點是不能想像的,不過有人的地方永遠有爭執競爭,現時的爭執是什麼我就不得而知了。台大醫院有外校的實習醫師,甚至有住院醫師進來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了,所以在當時現實版的你爭我鬥的「白色巨塔」中,宋教授、許教授在醫學教育領域中想要做出改革的開路先鋒的難度可想而知。宋教授至現在以九十高齡仍然用心於推動醫學教育的改革,但是究竟有多少年輕醫師聽得進去或認同他的努力?我不免有些感傷。

我還要提起另一位壯年去世的吳俊重前輩,他是一位外表看來很難接近的前輩醫師,當宋教授指導我的博士論文時叫我先請教吳醫師一些研究的基本問題和如何進行動物實驗的技術,說真的我心裡有些著慌,因為吳醫師是一位平常看起來很難接近溝通的前輩,他在那時代已經對漢藥發生興趣而對於漢醫、漢藥開始做科學化的研究。當我開始跟他接觸後出乎我意料之外,吳醫師為人很親切,呈現出跟我一向的印象完全不同的一面,也讓我深覺對於一個人不可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很可惜吳前輩壯年去世,不然我還可以從吳醫師學習更多的學問和為人。在這裡也需要提到在我做動物實驗時,幫我在白老鼠上動手術結紮膽管的外科陳維藩醫師,沒有他的協助我是無法完成動物實驗的論文。相反的,有一位前輩醫師平常看起來很爽朗容易親近,但我被指定跟他學習最早期的胃鏡照相術操作時,他只讓我在他旁邊觀看他在做胃鏡檢查,這樣數星期過去了,根本不想讓我實際操作也不做說明指導,我只好把所看過的經過記在腦子裡,回自己的醫院後照樣模仿一番,自己摸出胃鏡照相技術來。

另外一則故事也是有關社會上傳聞的不實的故事。一個看起來軟弱無能的我在台大醫院外頭竟能在行政上和學術上(不是深奧尖端的學術)能掀起一陣陣風浪,也就不免遭到少數幾位前輩冷嘲熱諷。有一次在醫院評鑑時有一位老師輩的人物跟前述把我當作假想敵的學界政客型的人一起來評鑑我主持的台北醫院,這一位老師輩且是傳聞上正派教授的人物竟然跟這一號政客型人物坐在一起當面以日語侮辱我說:「你應該把他(指這一位政客型人物)的指甲的汙垢煎煮後喝下去」,這是日語中一句很瞧不起別人的能力,侮辱一個人的話,這種話竟然從一個人稱模範教授之口中出來,讓我一時目瞪口呆,我跟這一位教授從來無任何牽涉恩怨而且又是我的老師,我不知為什麼他竟會對我講出這一種話,只不過為要討好一個政客型野心勃勃的人物呼應他而已吧,簡直可以說是一丘之貉,此後我對社會上對一個人的評論傳聞失去信心,除非自己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觀察,不敢再相信社會上一般人的傳聞。

講到醫院評鑑,在當時我雖不敢說很不公平,但是可受公評之處不少,有不少評鑑人員不具有真正評鑑能力,有不少委員只不過具有大學教授的頭銜或官位較高的官員而已,他們根本就沒有經營管理醫院的實際經驗,只有冠冕堂皇的頭銜是事實,我很懷疑他們是否真的能做出公正的評鑑。過了幾十年後的今天這個制度仍然繼續在執行,但偶爾在有關醫界雜誌上看到的還是存有跟幾十年前一樣的詬病。我並不是說醫院評鑑不需要,需要絕對是有的,不過受人詬病的事項應該有所改善。台灣官場的把戲堂皇其名,實質空空,做個樣子的比比皆是。不過話講回來,要讓每一個人滿意也是很困難的事。

如前述,當我擔任台北醫院院長職務時,為醫院的發展跟台大醫院訂定合作計畫由台大醫院派遣醫師支援或來院任職,有些科主任很樂意給我幫忙,有些科主任卻提出非常刻薄的條件,外科主任,後來出任國泰醫院院長的陳楷模教授不但給予協助,還自己親自到台北醫院一週一次來看門診,更可貴的是當我離開台北醫院後,他仍繼續在台北醫院看診,至現在(2008年)已持續二十六年,仍在看診,小兒科的情形則讓人失望,已在前面提起不再贅言,家醫科也如前述做全面性的合作,我也給了正式職位,至於我自己的內科雖也有支援的醫師來,我也提供正式職位給他們,但是內科主任卻三番兩次做語言上的侮辱,為了醫院我就需要默默地承受下來,挖苦我為什麼要當院長,意思就是說我給他帶來麻煩,說真的,也許他有他派遣醫師支援的困難,我的確給他帶來麻煩,但這是依照台大醫院和台北醫院兩個醫院的合作計畫所執行的公務,並不是我個人的要求,我的感受是,這不應該是同一科出身的一個前輩應有的作為,坦白說,這個合作計畫,之後給台大醫院的人才帶來不少離開台大醫院以後出路的機會。前面已提過我跟台大醫院簽訂合作計畫時,我為醫院本來的醫師的升遷權益,不會訂如弱國和大國訂賣身契約似的合作計畫,讓大醫院予取予求,但當我離開之後接我的院長每一位都是由台大醫院派來,可能以後的院長改了契約內容則不得而知,如呂鴻基(小兒科)、陳源平(婦產科)、侯勝茂(骨科)、陳慶餘(家醫科)、黃世傑(骨科)就由台大醫院的教授在當科主任之後之出路或再升更上一層樓的墊腳石派來當台北醫院院長,他們在院長卸職後又回到台大醫院繼續當教授,侯勝茂則當教授後再升任衛生署署長(2008年現任)。黃世傑之後調來的是黃焜璋,他雖不是由台大醫院調來,但也是早年省立桃園醫院繼省立台北醫院之後跟台大醫院合作時由台大醫院轉到桃園醫院任職,之後在省立醫院體系發展升任的。現在的各省立醫院在廢台灣省時轉為由衛生署直接管理後,除了幾所跟醫學中心有支援合作之醫院外,都業務不振,不知幾年後情形會如何演變還是未知之天,曾為省立醫院之經營發展參與一臂之力,而在現實的「白色巨塔」之驚險浪濤中倖存過來的我,則在退休後有生之年繼續冷眼旁觀,講現在的年輕人聽不懂,也無切身之痛的故事。 當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人際關係比較單純,偶而只有少數「臭屁」(台語)的上級班醫師會對下級班醫師展現威風而已。在前文我也提過我為同學楊省三醫師講幾句公平話也惹上級班醫師的不滿,不過這些也是年輕氣盛時一般人的作為,後來這一位上級班醫師做到了大教授之後也就有了大教授的風度和胸襟。

我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常被上級醫師交代在急診值班的時候如果接到有前輩開業醫師介紹過來的病人時要好好兒對待處理,就是要對前輩醫師要盡後輩的禮貌,這就是四、五十年前醫界的倫理,反觀現在的醫界不要說醫師間介紹的病人,連醫師本人回到自己服務過的母院就醫時,還得受晚二、三十年的孫輩而稍有一點名氣的醫師的氣,明知你的身分來歷,無禮貌沒有關係還嗤之以鼻,一派大教授對鄉下無知識病人的態度。當時(四、五十年前)還沒有醫學倫理這一門課程,但我覺得比有醫學倫理課程的現在,醫師倫理不知要好好幾倍,當然這是社會價值觀的進步(?)使然,或是寫回憶錄的人趕不上時代的演變進步?,不能只怪醫師個人。不過醫師的人格差的確還是有,現在位子換了自己變成病人,渾身是老人病的病人,要找各科醫師會遇到各種不同人格的醫師,有各種不同的感受,醫學倫理不是單在課堂上能教出來的,詳情容後再說。

我也必須提到大名鼎鼎的病理學泰斗葉曙教授,他給我很多病理學上的特別指導,是學術上的指導,所以我想留在最後一章,我曾走過但是沒有留過痕跡的學術路的一章提這位恩師,我很感激並永遠不會忘記,葉曙教授在我欲窺學術堂奧的一角時,給我的個人指導。

3) 同事:

在一個機構裡,在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要合得來,不然會很辛苦的。不過同事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所以同事間往往會有所爭執,大家就會過得很不愉快。我常常跟同事們講,同辦公室的同事相處的時間可能比夫妻、父母親子女間相處的時間還要長,一天二十四小時扣除睡眠八小時,只剩下十六小時,其中的一半八小時是跟同事在辦公室一起生活,如果還要加班時時間就更長了。其餘八小時扣下花在上下班、吃飯、日常家事外只有四、五個小時之時間能跟家人在一起,所以說同事在一起的時間比任何一個家人在一起的時間還要長,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如果能相處得好,每天才會愉快,才有愉快的人生。偏偏有些人跟同事間就是相處得不好,回家後把滿肚子怨氣發洩在家人身上,結果一家子都不快樂,世上沒有比這個更不幸的事情。一個機構的每一科室的同事都能和諧共事時,那一個機關的行事效率一定很好,萬無一失,反之則錯誤頻仍,毫無績效可言。 眾所周知,有一千萬人就有一千萬個不同的臉龐,同樣地也有一千萬個不同個性的人,做一個科室主管就得好好兒處理發生在自己科室內這些不同個性的人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一個機構的首長則需要處理的人當然更多,事情更複雜。

當你赴任當新機構的首長時,一定會有些人滿臉歡笑,甜言蜜語,百般恭維你。他們不一定是要巴結你的,有很多人生性就是如此喜歡跟人快樂相處,你就要以同樣的態度接受他們的真情,但要注意的是一少部分另懷有目的的人,這些小人你就得小心應付,這些人比臭臉相向不理睬你的人更難應付,你只有花一段時間耐心觀察他們的動機、行為,做為區別之參考。當你到任新任所時也常有很多黑函送到你手上,就是向你告發同事的黑函,你不必急著處理,放在手邊慢慢了解事情的真相後才做適當的處理,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處理。我到一個新機關我從不帶親信,但要盡量在機構內找人才。除非前任首長是一位聰明能幹又公正的人士,一定還有沒有被發現起用的人才隱埋在機關裡。這些人不喜歡表現,所以不會自薦,也不會出現在你的眼前,他只會默默地做自己應該做的工作、任務,我就會在群人中去找不會在你眼前閃亮的、不顯眼的沒有經過摩擦的鑽石原石來磨光。這些人生性就很守本分,有真情,所以會長久盡心為你打拼。

有一次到新任所不久後聽到風聲說,有人常在辦公處所「w幹撟」(台語)罵粗話,有一天我特地把他請到首長室來聊天,我告訴他,聽說你很喜歡在辦公處所發牢騷「w幹撟」(台語)罵粗話,他說沒有的事,我說沒有關係,沒有最好,我說如果要「w幹撟」(台語)我也會,我現在就罵給你看,我就從祖宗三代罵到兒子孫子給他聽,他只苦笑著聽我罵,我罵完了,我們就繼續閒聊,並談有關他的工作後他就回到他的辦公室。他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已是四、五十歲的人,之後沒有再聽人說他在辦公室「w幹撟」(台語)發牢騷(也許是他的口頭禪)。另有一位同事,聽說喜歡耍流氓,說話很粗暴,我也請他過來,只有我們兩個人,我用粗話跟他閒聊,讓他知道我也可以講跟他同類的粗話,就這樣讓他感受到我也是跟他同類的朋友。當然帶人要帶心,也不一定像我所講的每一次都這麼簡單順利,上面講的不過是成功的兩個例子而已。

在機構裡面同事或部下都應該互相信任才能順利行事,可是事實上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誠實、公正、正派的,所以同事之中會有做負面動作的人,因此當你有所懷疑時要徹底察明真相事實。公文和會議記錄是一個機關行事所依據的證據,不可有任何錯誤或作假,所以即使公文或記錄的每一頁間有騎縫章,也要細看有沒有被修改或偷改過,就我所知有會議記錄或公文被篡改情勢確實發生過,而且有心人會拿被篡改過的記錄,要你照記錄行事。

人事人員是相當重要的,對於人事規章很熟練並且跟上級人事機構關係良好的人員辦起事來較順利。各種人事法規局外人不懂,有時候解釋法條規章即使是人事人員也可能因人而異,所以一個機關的人事人員熱心能幹時,對於一個機構的行事是非常有利的。如在前面提過的黑官漂白事項,如果沒有人事系統出身的主任秘書吳嘉栗先生積極著手,預防醫學研究所的一百多位黑官不知要到何時才能解決,同時也給衛生署開啟用人方便之門,這些人才如果確實給全國衛生行政和國民健康帶來正面的作為的話,應該是救了不少人民的健康生命。這些從表面上看不到的成果要歸功於優秀的人事工作人員,但這一種環環相扣的功能如果沒有人講出來永遠沒有人知道,想起來這樣的情況在這個社會上不知發生過多少次,連有功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為國家、國民所做的貢獻。

一個公家機構最麻煩的是人事補缺和升遷的問題,在無外來的因素下,在機構內要做公平的選拔作業就已經夠麻煩了,何況還有民意代表和上級長官的參與關切(很好聽的用詞)。民意代表最拿手的是預算刪除或不予通過,不然則在議會做人格上的侮辱(現在電視上常見的場景),還有上級長官的關切,如果不聽則行政作業上給你找種種麻煩,如果你是跟學術界有關就會在你要出國參加學術會議時,以種種理由如:預算審查在即或機構裡有工作不便放你出國等等理由不准你出國等。你怎麼知道上級長官會利用這一種藉口呢?因為同樣的出國理由如果你是長官的親信或嫡系部屬,長官就會批准你去開會,由此可知長官心裡有鬼,尤其在近十多年來本來是技術官僚的衛生署首長變成政客派任時,又要加上以長官選舉利益或官僚派系為主的壓力。

機構內的升遷選務是由機構內部的人事委員會的委員做審查和投票決定,由最高分數者獲選。人事委員會習慣上由副首長主持,委員成員則由主任秘書或秘書、人事室主任、以及有關各科室主任所組成。因各科室的多寡,成員平常從八到十二人不等,由這些委員打分數評選,所以看來很公平,但碰到競爭激烈又競爭者之間有很會鑽營的人時,就會有不公平的結果產生,譬如找到委員中的幾個人在打分數時多打幾分並給有力競爭對手打最低分數時,有拉關係的人會得到較高的分數,也就是獲選,尤其委員數越少,越容易操作。因此在有些機關裡,常見有些公認應該獲升遷的人長久得不到升遷的機會。我明知不公平,卻無法解決,更不能說出自己的意見,這樣等於首長自己指定,干涉選拔。為解決這一種看來很公平其實藏著暗流的制度,在台南醫院時以「不按牌理出牌」在各媒體上名噪一時的我,苦思很久終於讓我想出比較公平的辦法出來。有關「不按牌理出牌」名號的出處,讓我姑且引用當時眾多媒體中一則報導做為角註:

【中華日報: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本報記者陳俊文特稿】《婦科主任調升副座,僅止傳聞並未決定,南醫院長吳昭新、不按牌理出牌,老牌主任不服氣,揚言提出辭呈》「省立台南醫院院長吳昭新自去年八月上任以來,個人公正明理的論事作風,被部屬譏為『不按牌理出牌』,但因其能信守『自反而縮』之道,故能隨心所欲,不被人情世故所操縱而影響決策。吳院長上任十個月,在部屬的心目中,他是『毀譽參半』。喜歡他果斷開朗處事原則的人認為他正使南醫漸漸步入正軌;而不喜歡他處處設限,一板一眼論事原則的人,認為他的作為,將會趕走醫師及病患,對其煩詞有加。其實,吳院長上任後,在其開源節流的口號下,台南醫院上半年度住院病患雖較前減少,盈餘確增加了,而醫師比以前領到更多的獎勵金。吳院長復嚴格要求用藥須適當、恰當,因此不合理開藥被勞保剔除的,都被扣除服務獎金;病歷不寫、記載不明的亦同。許多醫師,藥商對用藥的嚴限嚴審是否適當,表示不敢苟同,但吳院長只有一句話:『對病患有好處的,就要去做』。吳院長不按牌理出牌的典故,肇始於將外科系統的烏腳病防治中心主任陳春元調回院內出任內科系的實驗診斷科主任,院內醫師一時嘩然,但他也只有一句話『認真做事的比不認真的專家好』。各項費用之人情減免,自其上任後,據了解,連民意代表也免談,他解釋說是為了減少醫院的『赤字』。最近院內的一個工友及職員職位出缺。估計約有四十人左右請來各方民代角逐,以往這種情形依個人『實力』,往往很快就可塵埃落定,但這一次許多人探聽『門路』後,不知如何活動,而吳院長也在強大人情壓力下,最近決定予以公開徵選,避免困擾。年度進藥,亦有類似情形。藥事委員會開會後決定九十二種新藥,吳院長亦在各種關說壓力之下,宣佈全部引為試用藥品,依半年試用情形,再予評核。目前,副院長人選,因各種徵候又使人認為『他又要不按牌理出牌了』。有人說他太主觀,獨斷獨行,且有一點『不通人情』,吳院長說:『凡事應有是非的分辨及公正的判斷,決策應以整體的考慮,在我到任不到一年,升了十幾位主治醫師,有沒有聽說我得到什麼好處?』因此,他認為某個職位給誰做,只要是認真負責的,他都敢破格擢拔,因為他個人信守孟子『自反而縮』這句話自然不畏流言、人情、利益的困擾。當然台南醫院病症多端,因此改進措施非一朝一夕可,吳院長希望能以漸進方式建立一個制度,使一切上軌道,相信在他任期之內,必可看到成果」。

在電視上看國際花式溜冰比賽時,為了避免評分裁判給自己國家的選手打較高分數,採取了最高和最低分數都不採用的計分法,由此我獲得了啟示,何不採用這一種計分法,也下令除了增加委員人數至十五人或更多以疏散分數外,還摒除最高和最低分數的各三票都刪除不計(如有同分數時都刪掉)的計算方法。起初委員間有人以從來沒有這一種計分法為理由反對,但也沒有硬性的規定如何計分,我擬出的辦法並不違規,既然首長有所堅持結果則由首長來負責,只好依我的主張執行,果不其然在各機關屢試不爽,有幾位以往公認應該選上而從未獲選者都陸續上榜,暗流無法發揮作用,結果皆大歡喜(?)。有一次又有一位主管很不服氣,說沒有這一種計分法,我叫他那就用以往的計分法重新計算看看,結果還是由依我的計分法獲選者得到最高分,他也無理由再反對。其初我自己也想不通為何會有相同的結果,後來讓我想通了,原來我規定最高和最低分數都要刪掉,所以沒有人敢特地給特定的人打高或低分數,大家所打的分數都較公平,所以計算結果自然會公平而跟我的計分法所得結果一樣,這不是證明只要計分法公平就會有公平的結果。如此這般,我的人事評分計分法還給了一個公道給一向受委屈的人。

不過即使你儘量想維護公平,有時候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會發生對你不利的情況,下面的一則小故事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我永遠不會知道,也可能永遠留下臭名而不自知。有一天,有某個科室的同事剛好有事來訪閒聊,這個時候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一位同一個科室的另一位同事提著禮物造訪,是什麼情況我忘記了,不過是有關人事升遷或考績分數的事,我沒有讓他進門,告訴他我了解了,你放心我會公平處理,他想放下禮物離開,我硬把禮物擋回去,強調我會秉公處理,他也就把禮物帶回去。在裡面的同事聽到了經過的一五一十,他知道我平常的作風,所以也不覺得奇怪。可是過了幾個星期吧,有關升遷的事情也公佈了,那一位同事也如願了,這時,那一天在場的同事告訴我,他聽到那一天來找你的同事告訴同科室的同事說,因為他拿禮物來送我才能如願。如果當天沒有在場的同事聽到一切經過,又如果沒有他聽到後來另一位對同事講的話,如果不是覺得對我太不公平來告訴我的話,我不是永遠留下臭名而不自知嗎?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公開去澄清那種污蔑栽贓的事,也沒有辦法去補救我已受到的傷害,在部分社會人士的腦子裡,我的人格也就成為那不是真實卻遭污蔑栽臟的形象,永遠含冤莫白了。但至少我學到了教訓,無論你如何公平行事還是有人會陷害你於不義而你又完全不知情,我也學到了你所聽到的有關任何人的消息、傳聞不一定是真實的。任何事都要自己親自證實,不然你可能誤會又冤枉他人,跟你被冤枉一樣。

會計人員握有財務大權,所有經費的支付都要經過他們的許可,所以一般廠商都不願得罪他們,而大多數的會計人員其實也都很好。不過我看過極少數的會計人員很會刁難廠商,以購買很單純的普通鐵製書櫃為例,假定長度規格為150公分,送來書櫃的長度是150.1公分,而當會計人員要給你刁難的時候他就可以說150.1公分跟比原規格差0.1公分而拒絕驗收。普通鐵製書櫃,不是化學實驗用的精密儀器,差0.1公分有什麼關係,但是他要說不合規格,的確不合規格,但是實際上一點障礙都沒有,他要刁難的理由不得而知。所以說廠商得罪不得會計人員,有時候連機關首長都得讓他三分,因為什麼事如果要挑剔,什麼雞毛蒜皮的理由都有,雞蛋裡挑骨頭都可以。

在公務機構,人事、會計、總務人員各據守一方,以確保人員的素質、人數,防守公帑的濫用,但這樣要經營一個醫院很難,怪不得公家醫院難經營,業績永遠敵不過財團法人的醫院。現在的公立醫院人事、會計、總務都能由院長作主,可以自由以企業管理方法來經營,應該比以前容易經營多了。

(Feb.24,2008;脫搞)


▲被中國留學生「佔領」、台灣國有財產局所有的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的「光華寮」的背面景像,從筆者小學生時住家前面攝(2008年4月)
▲杜聰明教授墨寶(1972年筆者獲該年度臺灣醫學會優秀論文獎時所獲贈)。
▲特別醫藥貢獻獎-個人類獎牌
(國家生技暨醫療保健委員會)。
獲於1999年11月22日。



筆者到台北醫院治牙齒時與牙科彭郎主任同攝(2004.1月)。

張良澤教授訪吳守禮教授於台北萬芳醫院病榻上,吳教授以顫抖的手勉強寫出『中文在此』四字,張教授說「無法猜測其意思」。攝於2004年4月4日。(吳教授於2005年10月14日去世)。

筆者攝於加州佛利蒙市(2003年12月)。


筆者攝於加州佛利蒙市臺灣會館前(2003年12月24日)。


筆者於2004年1月30日,離開台南醫院十六年後再訪台南時與舊同事相聚,自右起林茂院長、簡聰健院長、簡夫人、內人、筆者與郭榮啟先生、潘鴻金人事主任。


▲許南英進士(許地山的父親)留給祖父吳筱霞的墨寶(筆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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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昭新醫師; By Jau-Shin Wu, M.D.,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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