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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三月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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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 -(八)運氣
吳昭新 醫師 (by Jau-Shin WU, M.D., Ph.D.)
(Posted Jan. 29, 2008)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5)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八)運氣

在第七章,把我自從畢業走到社會至退休為止的四十載自以為是多采多姿(是被動的多變化的意思)的人生體驗的梗概,大約用了二萬字寫出來,希望已傳達給各位其中的來龍去脈和大概的輪廓。如在上一章已說過,我的社會經驗是被動的,也就是如標題所言《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的隨波逐流。

這樣我就想在以後的幾章裡,將我所碰到的實在的人際關係描寫出來,這是每個人都會碰到的,並不限於我,只是大家都忙於現實的生活,沒有時間去思考甚至沒有時間想到要去思考,我過去何嘗不是跟大家一樣,只因為我現在已退休了,有的是時間,代替大家思考寫出來而已。

有些人自己以為很了不起,在現實社會上獲得了大部分人所期盼的「名、利」之後,也就懵懵懂懂自己以為才智高人一等,所以這些人常常自我膨脹想要教訓或影響別人,殊不知當他在教訓別人時,別人也在心裡蔑視他:「不要以為自己是聖人」,因為他們早已知道這些自以為自己是聖人的人鮮為人知的另一面不光明的思惟、行為,其實不想他人知道就除非自己莫做。求「名、利」並不是什麼很不名譽的事,是大部分人類的原始本性,但要取之有道,也莫要強求,害到他人,求到了也不要以為自己很了不起。我自己常想我是一個常人,既然自己的個性使然,不想在社會江湖上跟人家拼個你死我活,就要認命聽憑命運的安排,在人生的激流中任水流沖撞擺弄,不要氣餒、不要後悔、不要怨天尤人。

「命運」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服,他們以為他們可以戰勝命運,如同有些人大言不慚地說「人定勝天」,要與大自然為敵,結果落得狼狽不堪,他們以為他們的所謂成功是因為他們的能力的結果,殊不知他們的成功也是命運所安排的,因為別人也跟你一樣去做了,也有跟你同等能力,甚至不遜於你的條件,卻沒有你的幸運,這就是命運。每個人想要獲得自己所渴求的目的,有人如願,有人卻不然,這就是命運。不要洩氣,不要氣餒,更不要目空一切。

(1) 台南醫院急診室與流氓

應該是我到職台南醫院半年多的事情吧。我還在跟全體醫師和職員們在磨合的時期,我一個人和六、七百位想法認知習慣完全不同的同事們還在緊張關係中的有一天早上,急診室主任跑上來報告說:昨天晚上有幾個流氓大鬧急診室,把急診室的窗戶玻璃桌椅等打破了,問我應該如何處理。當時我愣了一下,他們是應該來報告的,不過平常發生事情都是在第一層就會處理掉,層層處理不了的時候,最後才會到院長室來。平常往上報來處理事件的較少,因此我也馬上察覺到同仁們是想試探我對危機處理的能力,往壞處想同仁們是想看我會不會出醜,想看好戲。

處理跟流氓有關的事件是很棘手的問題,可以說沒有準則或道理可言的,稍有差錯你的生命就不保。當醫院的科主任或院長免不了常會面臨處理醫療糾紛的局面,主管處理部下的醫療糾紛因為不是醫師當事人所以較好處理,但是這一次的事件是暴力事件,對方是沒有道理可講的,只看你的臨機應變的能力和運氣,是一場賭博,所以稍有差錯就會惹上殺身之禍,我想了一下,很快就回答說:「向警方報案並告索賠償」,這一回反而急診室主任他們愣住了,誰都知道一般人跟流氓周旋一定沒有好結果,平常只好認了,能息事寧人就好。他們沒有想到我會提出賠償告訴,說真的,我也是冒生命的危險說出來的,這是一件賭注,他們正等著看好戲,想看一看人稱帶著「尚方寶劍」而來的院長到底有多少能耐,大家正想看看我會怎樣處理?他們大概正在想我會說:「算了不要理那些流氓。」沒有想到我竟然說要告流氓,結果如何呢?大家都沒有想到流氓那一方竟提議賠錢了事。我也是肉身的一個平凡人,也會怕死的,但是事到臨頭不得不冷靜處理,即使會有生命之危險也得做,在這兒我並不是說我有膽子不怕死,我要強調的是,一切是運氣在左右你的一生,不是你有多大能耐,只不過是你的運氣好而已。這樣他們不但沒有看到我的好戲,也知道我不是說著玩的,裝裝樣子而已,是真正要來做事的。經過這樁事件後,大家對我的認知也有所改變,我做事也較能從容推動了。跟流氓過招在台南醫院還有兩三次,但旁邊都有其他有關人員同席可以放心慢慢跟對方蘑菇到對方滿意為止。

我跟流氓過招?不只這一次,在前文已經提過,當我剛被馬偕醫院炒魷魚只得自己開業不久,病人還沒有來就先有一個流氓現身。我開業的地點是台北市的西區,離現在台北捷運中山站約一百多公尺的赤峰街的小巷子內,卻從東區來了自稱松山的什麼「龍?」的中年男子,亮出赤膊刺有一尾活龍的紋身,手持一把短刀一邊旋轉,一邊口出要跑路錢。如前所述我正愁苦著如何張羅開業的費用,哪裡有多餘的錢來給他,我是一個矮小的書生,體格上根本不是他的對手,只好放低聲音跟他說明我沒有錢,已經忘記了到底跟他周旋了多久,還好,過了一陣子後他大概也知道拿不到錢,掠了狠話說要再來後,終於悻悻然走了,我也鬆了忐忑的一顆心。還有一次也是開業後不久,進來了兩個「少年仔」,說是附近的混混要一些零用錢,他們坐下來賴著不走,我還是沒有給他們,最後他們也說這一次要不到還要再來,他們走了之後房東的兒子知道了這一件事,他們是在當地長大,所以一些當地的老大是童年玩伴,「赤峰街」舊稱「扑鐵仔街」當時是屬於「下厝庄幫」的地盤,不久他把下厝庄幫的老大找來了,老大什麼名字我忘了,看來是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他問了詳情後就走了,第二天他跟一伙人押了兩個小伙子來,正是昨天來的那兩個小混混,問我是不是這兩人,我點了頭,他說是這兩個是屬於「戲臺幫?」的,不該侵犯到「下厝庄幫」的地盤,他對我說你不要管了,他們會處理,就把那兩個小混混押走,他們後來怎樣處理我無法得知,不過真的,之後兩年多我開業期間,再沒有流氓或小混混來找過麻煩。我猜想這種事是開業同仁司空見慣的事,只是大家沒有講出來而已,各有各的機緣和解決的辦法,我應該算是運氣好的。

我在報紙上或傳聞上也常看過或聽過醫師遭遇不幸事件的報導或消息,印象較深的是1998年發生在台南市的謝姓婦產科醫師的慘案。據報紙報導, 「謝醫師於1990年為蔡某女友接生,蔡某要求謝醫師做違法情事,謝醫師拒絕,後來蔡某的兒子因胃腸不好、臀部紅腫,詢問謝醫師後發生爭吵,蔡以石頭砸謝的診所,事後賠償二萬元了事,蔡因此被警方提報流氓,雙方結下樑子。事過多年1998年正月,蔡某的女友準備到謝醫師的診所生產,蔡某要求謝醫師打安胎劑、又問謝醫師是否還記得他,謝醫師答稱認識並請蔡某的女友到其他診所生產,蔡某惱羞成怒,於同年2月23日晚間,邀共謀另兩人持槍到診所強押謝醫師外出,駕車載往高雄縣美濃,蔡某在車上要求三千萬贖金,謝醫師稱只有三百萬元,當天下午,蔡等三人在美濃鎮中華路槍殺謝醫師,還澆汽油焚屍,謝醫師的家屬事後都移民到國外去了」;另外在成功大學醫學院林啟禎教授的網站中林教授的〈新生命觀〉一文中看到:『…多年前遭暴徒殺害的台南婦產科名醫謝○○醫師,他的「新生命觀」使他決定不為暴徒女友「產檢正常且超過二十四週」的孕事做人工流產,卻引來連串報復,因此說謝○○醫師是為了「堅持保護新生命的醫學倫理」殉道也不為過。…』的一段敘述,可見在不安定的社會中,醫師要維護遵守倫理正義之難為,甚至要以自己的生命做為代價。現在的社會,諸如此類的事件屢見不鮮,有些人自以為很能幹、有本事所以能把大事化為小事,不會桶出大紕漏,可是我不相信,只是他們運氣好罷了,誰敢說一個人的生涯不是命運在操弄。當然我也得承認既然醫師也是人,要當醫師以前也沒有經過人格上的篩選考驗,這樣醫師中間也有一部份有倫理、道德上缺陷的醫師,這樣的醫師究竟有多少?我以為與各行業人群中的善惡的比率應該是相等的,即使醫師在訓練中接受醫學倫理的課程,我認為這些課程只能對極少數的人有用,倫理道德是很難用言語教導出來而是天生的,這樣的醫師會做出不道德的行為,身受其害的病人也只有自認倒楣,所以在接觸中,如果病人發覺不對勁時應及早改換醫師,若已造成傷害,則可循法律途徑來解決。反過來醫師既已憑其良心、良知對待病人,萬一仍出差錯時,病人也應體諒醫師,不能過分苛責,人總不是神,偶而也會有小差錯,不可能要求絕對的完美。

(2) 職場上的機遇

我的人生作為就如篇頭所言:「隨波逐流,與世無爭」,但既然在人生江湖中謀生,即使你不想跟別人相爭,仍免不了會遭受周圍環境左右,尤其是在職場上碰到有權左右你活路的上司。

如前章所言,離開台大醫院後到馬偕紀念醫院擔任內科主治醫師的工作,因我不是基督徒,所以也沒有經過牧師或長老的介紹就直接到醫院接洽,但醫院方面也沒有說什麼。院長是一位白種美國人傳教師兼醫師,比我大三歲,跟我一樣剛受過住院醫師訓練的年輕醫師,只不過我的住院醫師訓練是在台灣,他的訓練是在美國,他講得一口流利的台灣話,對醫業和傳教都很熱心。他來台的時間是1959年9月,先學習台語幾個月後,前任院長夏禮文醫師就把院長職務交給他。我到馬偕醫院任職是1960年的六或七月,所以是他接任院長後不過半年左右的時候。如前述,那時的馬偕醫院不過是比私人診所規模稍大一點的醫院而已,正式的病歷檔案也尚未建立,檢驗也只能檢驗例行尿檢查和血液檢查而已。實驗室的檢驗項目,讓剛從台大醫院訓練出來的我在做內科疾病的診斷上感到非常欠缺和不便。幸運的是,台大實驗診斷科主任陳瑞三教授,依我的請託,允許兩位優秀的檢驗技術員轉職到馬偕醫院來服務,幫我建立了像樣的檢驗室,這樣才能在自己的醫院做簡單的生化和細菌培養,陳教授還准許我們把較複雜的檢驗項目,每天送到台大醫院代為檢驗。為了感謝台大醫院的檢驗人員我偶而也請他們吃個便飯,席上免不了有酒類,我記得是以啤酒為主,我本來是不大會喝酒的,但是為了表示誠意我得自己先喝,並且敬客人一個人一杯,客人一席十到十二位,轉了一輪就十二杯,敬酒時都我先乾杯,不大會喝酒的我這樣訓練下來,雖然比不上會喝酒的人,但是也算稍微能應付一般的場面了。雖然辛苦一點但對診病醫療工作和醫療品質的提升幫助不少。我的一點點酒量(比都不會喝的人稍微能喝一點)就是這樣練出來的,雖然還屬於不大會喝酒的一類,但是對後來在必要交際場合,助益不小。此外,內科是我的專門領域,跟兩位前輩醫師商量後內科開始分科診療(呼吸科、心臟高血壓科、消化肝臟科、免疫過敏科)。

說到喝酒,在社會上、職場上尤其當你在負責帶領同仁之職位時總免不了的,不必很會喝,但是需要多少會喝一點,自己喝得爛醉或酒品不好則應避免,尤其在職場上。微醺能增進彼此之感情,也能促進工作順利進展,有時更能杯酒釋兵權,也能泯恩仇,但是自己要能保持頭腦清醒。我看過一個人,他做事強硬且出手毫不留情,無不敢說不敢做出來的事,但是一喝酒就在眾目下睽睽之下哭成像一個淚人兒,自己毫不知覺,平常的狠勁兒盡失。

另外一件事是,當我接任台南醫院院長不久時發生的,有某一報社的一位記者個性很強硬,聽說這一位記者跟醫院的一位主管有所誤會或過節,想在醫院的一個晚餐聚會上有所動作,我剛上任不久也就不認識這一位記者,但我事前已獲得情報,我心裡正在盤算應如何來化解,不巧的是,那一天我在台北有一個會,雖然心很急,但在高速公路上只有乾著急而無計可施,好不容易抵達台南,餐會已開始了,正在千鈞一髮時,我趕到會場,氣氛已有一點緊張,我就坐後先向大家賠一個不是,那位記者和主管同在我那一桌,就坐後我尚未認識那一位記者,其實我對院內各主管也還不太認識,經介紹後我就先舉杯敬那一位記者,因為他是客人,先賠不是後把滿滿一杯啤酒杯的紹興一飲而盡,那一位記者應該已打聽知道我不太會喝酒,看我一口氣乾了那一杯酒,其實我是勉強喝下去的,他愣了一下後也同樣乾了一杯,接著那一位主管也敬了記者一杯,我想記者先生大概已領會了我的誠意,沒有再說什麼,宴會在歡樂的氣氛中進行,此後記者也沒有對那一位主管和醫院有任何不利的報導,杯酒加誠意,有時候是會化干戈為玉帛,在職場上應多少會喝一點酒,對工作有時會有很大的幫助。

言歸正傳,這一位白人院長的專業是外科系統,我所籌劃的新診療制度對醫院的診療品質確有提升作用,所以他當然不會有異議,不過他的個性相當強硬且有白人的優越感,認為美國的訓練高人一等,自然對一個在台灣接受醫療訓練醫師的診斷不免有輕視的心理。我是在大學醫院受過完整內科訓練的正科班醫師,並且我對自己的專長,內科診療有自信,不會只唯唯諾諾以他的意見為馬首是瞻,所以兩人之間有關病情的診斷偶而會有不同的看法。當我的診斷證明是正確時,他因自尊心受損會露出不高興的表情,也許他不自覺但別人是感覺出來的。其實關於台灣特有的疾病我較有經驗,他在美國是少有這一方面的經驗所以當然比不上我,例如B型肝炎引起的肝癌是台灣的國病,我看得多,經驗較豐富,當時他可能不知道發燒也是肝癌的症狀之一,當他診斷肝癌病人,有肝腫大又有發燒時依他在美國的經驗,診斷是肝膿瘍也就是肝裡面化膿,但台灣的醫師就會想到肝癌的可能性,因為在台灣肝腫大最多的是肝癌,並且我們知道肝癌也是有發燒的症狀。1960年時還沒有診斷B型肝炎和肝癌的檢查,等到開刀開進去發現是肝癌時,他心裡一定很不舒服。另外,有急性腹痛而血清中澱粉?升高時平常第一個想到的疾病是急性胰臟炎,是不能即刻開刀的,但在那時我已經研究出並在醫學會發表血清中澱粉?的升高不一定是急性胰臟炎,各種急性腹症多多少少也會有血清中澱粉?的升高,尤其在十二指腸潰瘍穿孔,腸液流出腹腔時,血清中澱粉?也會有高度升高的情形,有時還比急性胰臟炎時高很多。因此當有腹痛且血清中澱粉?的升高時,除了要考慮急性胰臟炎外,還要考慮其他急性腹症的可能性。因此當有急性腹症而又有血清中澱粉?升高時要特別注意,看其他症狀和X光等檢查來幫助判定。因為十二指腸潰瘍穿孔需要馬上開刀,而急性胰臟炎則除了特別情況外是不能開刀的。當他的診斷錯誤時表情很難看,這樣幾次下來,他心裡當然很不是滋味,又因為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每天早上當信徒們做禮拜時我都沒有參加,而在病房處理病人,這就讓他有機會下手排除我了。我在馬偕醫院服務五年後,他終於藉要實施主任醫師制度的機會,把我解聘了,其中詳情我已在前文講過,不再贅述。我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有自信我對病人的服務已盡全力,病人的反應也不錯,不但如此,我在學術研究論文也有不少表現,也為醫院爭取不少榮譽,所以當我被解聘時有幾位教會長老為我仗義執言。我不是毫無根據就說他有白人的優越感,我沒有在白人的國家生活過,所以我不知道白人的習慣,但有一次他帶他的小孩,大概是四、五歲吧,來醫院時我表示對小孩的好感依台灣人的習慣摸摸小孩的頭,他突然顯出很不高興的態度,如果這是白人的習慣,那就是我的不對,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知道個中原因。還有,據當時風聞,有一位白人女性愛上了一位台灣青年,他就想辦法把這一位台灣青年送到美國去了,這一位青年雖然因到美國深造以後在他所學的領域上有卓越成就,也就改變了他的一生,結果好像對這一位台灣青年有利,但這一位白人瞧不起台灣人的想法我無法苟同,可是,最諷刺的是傳聞這位白人院長的女兒在台灣長大後也能夠說一口道地的台語,而後來嫁給一位不會說台語但在事業上很有成就的美籍第二代台裔青年,也許這是傳聞而已,其真實性不得而知,但是為何有這樣的傳聞流傳,讓人有想像的空間。

事過境遷,也已過五十年了,我心裡的憤怒早已煙消雲散,這一位白人醫師從結果來講也為台灣不幸的人做了很多貢獻,我們的國家、社會也給了他很高的評價,我倒願意認為這一位白人當時的作為是年輕氣盛的緣故,希望他現在應該已沒有那一種歧視台灣人的思維,對他過去的所為也無從記憶了,也許這是我個人的甜蜜幼稚或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是否這樣我不得而知,那為什麼我還要舊事重提呢?因為如果當時他沒有解聘我,就沒有今天的我,他的作為是改變了我的生涯的轉捩點之一。一個人的職場機遇會改變他的命運,是禍是福不知道,我呢,應該算是福吧。

(3) 證件

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體制下,樣樣都要證書,雖然這並沒有什麼不對,但是過於僵化則會失去羅致多方能為社會貢獻的人才的機會,因此有任何機會獲得證書、證件的話都要及時取得在身邊,以備一時之需。我們看過有人為了僵化的制度,有必要時竟不惜偽造證書都在所不惜。所以國民黨政府於1945∼1950年代大逃亡時期,從中國逃到台灣來的人,很多人為了工作,出現了不少買賣假學歷證書或工作證書等事項,事實請看《台灣文學評論》沙漠先生在《永遠是投稿者的自述》一文中坦承的自白及其效率,諷刺的是沙漠先生的假證件不知曾經造就了多少人才,造福社會。

我在醫學院畢業後獲得大學畢業證書是毫無問題的,要當醫師還要醫師證書,現在是需要考試但是在我畢業那時代是「檢覆」不用再考試,所以取得畢業證書後很快就拿到了醫師考試及格證書及醫師證書。在國民政府體制下要當公務員需要通過考試拿到公務員資格,不然不能當公務員,不過為了權貴子弟所舉辦的甲種特考則是例外。1968年(民國57年)當我就任台北鐵路醫院內科主任時,為從中國撤退來台的公務員舉行最後一次的銓定任用資格考試,其實是形式上的,我剛好當上公務員,因此在人事人員的好意提醒和敦促下報考而輕易獲得了當時對我的職務上尚不需要也毫無幫助的公務員資格。在省立醫院做醫師和醫院院長只要有技術人員資格就可以,所以我這個資格證書從考取後一直放置了二十年沒有派上用場,也忘記了其存在。但當我要報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時,因為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是行政院三級機構首長職位,非具有公務員資格不可,這個時候二十年棄之不用早已束之高閣,不,這是文學上之修辭,其實是不知塞到哪兒去,翻遍了可能保有昔日證件的地方才好不容易找到那一張已泛黃的紙張,如果不是人事人員的指點提示根本就忘記有這麼一紙的存在,而這一紙證書發揮了作用。這不是運氣是什麼?如果沒有找到時,我的研究所所長得職位可能只能「權理」,所以我要強調在證書萬能的時代,千萬不能忽視一張證件的取得,因為在關鍵時刻時,它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護身符。萬一是人生道路上有可能碰到的偶然。如前述(第七章)預防醫學研究所的一百多位因機構合併而產生的黑官,造成士氣低落以致公務執行滯慢的問題,如果不是當時史無前例的情形下,本人和幾位同事依理據爭和一位罕見的開明政務委員黃石城先生排斥眾議,首肯將預防醫學研究所的組織條例送上立法院修改而讓他們的黑官能獲得飄白的話,不知要拖延到何時才能解決,另外還澤被另一機構的黑官們和一些新近的無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領導人才,這些人將給後來社會帶來進步和福祉。我個人擇善固執於執行公務的個性是否正確,在以後的十多年間,有關公務員的任用資格的逐步改進可得證明。回想起來,現在還在媒體及政見上熱熱鬧鬧成問題的超級退休俸及所謂18%的問題,以及所謂二十年住院醫師的問題,哪一個不是因不適當的人事法規所造成。也許一般人不了解何謂「二十年住院醫師」,又為何成為問題,話說在醫療制度進步中,首先台大醫院早期就引進美國的住院醫師訓練制度,就是醫學院畢業後要經過三年到五年的各專科訓練後才能成為各該專科的醫師,至於專科醫師的成為制度化還要延後二、三十年方得實現。當時住院醫師被認為是公務員,但是台大醫院的住院醫師在訓練年限到期後或不能升等時自然而當然就離開了,並沒有任何人會抗議或有異議,但是當省、市級醫院也仿效實行住院醫師制度時就發生問題了,省、市立醫院的住院醫師在訓練完成後也不離開,因為其職位是公務員除非有過錯不能叫他離職,這樣後面新畢業的醫師也就不能進來受訓,期間不知經過多少人交涉都無法解決,我自己也曾經跟銓敘部的有關人員交涉檢討而向這些人事人員解釋住院醫師的職位是為訓練醫師而存在,訓練完了就應該離開的理由,但如何說明解釋都無法得到認同,他們大權在握死咬住公務員任用法,一點都不想解決這個毫無道理又不當的法規,這是國民黨體制下的公務員的辦事態度,這樣幾十年延續下來,直到最近才改住院醫師甚至主治醫師為聘用制度。據說人事法規的修改如果有利於會議參與人員時他們就舉手贊成,沒有好處時就不贊成,回想起來不合理的退休俸制度(有些人退休俸還比在職時的薪俸多)的情況出現,也就是這樣產生的,因此不得不佩服和感謝,如前述民國79年黃石城政務委員能排除眾議,讓預防醫學研究所的組織規程修改提案通過並送上立法院修法,使在同一機關教育人員、技術人員、公務人員任用法等三法都能執行以便延攬人才。這不是預防醫學研究所黑官同仁的運氣是什麼?我不得不相信命運的安排。

(4) 沒有實現的運氣

1)沒有當上衛生署長

當別人認為你有走運的機會時,華人的習慣總會有人來「燒冷灶」,當我因省主席的特別指派到台南來主持省立台南醫院時,我自己認為是倒楣的一件事,實際上薪水也減少了一半以上,但是台南醫院的同事反而有人認為我是省主席的人,大可捧場燒冷灶,不久就有人自動來介紹人脈想要把我推上更上一層樓,更有人召集一班有頭有臉的人來聚會,我則剛到任不久人地生疏,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與別人結上樑子,所以也小心翼翼地應付。某一次聚會有上一位長輩出現,見了一、兩次面以後,我也不知他怎麼認為我跟平常人不同,是一個老實肯負責做事的人,他長我十六、七歲,蔣丙英先生,當年任東吳大學的歷史教授,他寫了一本書題為《中西文化論》的書,是他幾十年埋頭在圖書館裡研究出來的成果,於1963年初版後,再由他的學生們為他出再版、三版版。他奉勸我不要輕信別人,我自信沒有野心,所以也不會輕易受騙。據說他是蔣經國在贛南時代中央政治幹部訓練班的辦公室主任(召集委員?政戰部主任?)官拜少將(蔣先生今年已九十五歲,近年有老人認知症問題,我已無法由他親口證實),有兩年時間跟蔣經國共寢食,後來因為跟蔣經國先生意見不合自己離開,所以在那段時期,在重慶照顧過年輕時代的李換、王昇、潘振球等人,這三人正是當時(1988年)的政界紅人,他們都稱蔣老為老師。雖然不好意思自己講,但他真的形容我是一個不平凡的人,是能為國家做事的人才,做一個省立醫院的院長很可惜,一定要推介我去當行政院衛生署署長,以常識判斷,或許會認為這完全是一場騙局,怎麼可能有一個素昧平生的人會這樣抬舉你,不過當他真的為我請一桌人聚餐時,我不得不信他所言,因為同桌的一位正是潘振球先生,當時潘先生還問我高銘輝(我的高中同班同學)是國民黨的副秘書長我為什麼不去找他,我回答我沒有當官的意願,所以我也不會去攀龍附鳳,這是我一生奉行不渝的規範,有錢的有勢的親戚朋友我不會去找他們,除非他們自動來找我,但在正常的社會上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原來的熟人朋友當他們一旦飛黃騰達時,也是我跟他們漸行漸遠的時候。剛好那時的行政院長是李煥,於是蔣老(我這樣稱呼他)寫了一封推薦信,要帶我去見李煥院長,我不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不好意思跟他去,我只在他府上等他,當時他家住在吳興街離李煥的家不遠,他一個人去見李煥,不過去之前他有先告訴我,他現在人微言輕不一定有結果,我本來就沒有奢望,成不成都無所謂,因為我被蔣老的真情與他老人家一片熱情好意感動而不好意思拒絕而已。即使是如此也是沒有結果的結果,我本來就沒有這個意願,但很感謝蔣老給我這麼高的評價,能碰到一位能知己的高人,我不能不相信在這是人生中難得的機緣,我已經很滿足了。

時過二十年了,去年路過台南時,順路去看他老人家,他雖已九十四歲高齡了,但身體還很健康只是已有老人認知症,不大能記起往事,不過看到他老人家看到我時高興的模樣,我心中憂喜參半,之後由他夫人陪同請我到餐館一起吃飯,據夫人說在八十五歲時他還一個人自己早上從台南坐火車(當時還沒有高鐵)到台北來講課並且當天回到台南住處,還沒有用過健保。這一次為寫本文需求證打電話給蔣老,夫人說他前幾個月身體不適看過幾次醫師,現在好一些,不過恐怕老先生以現在的記憶情況無法回答我想請教的問題,夫人很高興我打電話談了半個多小時,她說現在來看或打電話給老先生的舊識、學生幾乎沒有了,我知道從前找老先生的朋友學生絡繹不絕,還出資為老先生出版書,不過聽夫人說王昇最後還為老先生出版舊著,王昇去年也走了。我說這是人之常情並不稀奇,我現在的情形也差不多,不用太介意。我願相信在現實的社會上雖然不多還有像蔣老這麼剛直、正義、忠貞之士在民間。為寫本章節從舊檔案堆中找出蔣老給我的推薦函的副本,其內容如下:「錫俊吾兄院長勛鑒:吾兄去年組閣時曾薦現任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吳昭新博士為衛生署長,並附資料諒蒙存記,茲以吾兄連任在即,重申前請,蓋以其勇於任事,而沈默寡言,無黨無派而賢能忠貞,既符李總統無聲音之條件更合吾兄延攬無黨派人士入閣之宣示,故再進言,敬乞嘉納為感,順頌勛安,弟蔣丙英謹上,七十九年四月三日,附吳博士資料一卷」,從這一副本的內容看來似乎是之前還另有一推薦函,這一推薦函應該是第二次推薦函,事過境遷已那麼久了,我也忘記蔣老究竟給我推薦幾次。蔣老寫一手好毛筆大字,我離開台南幾年後(1996年),我已經公務員退休了,他曾郵寄贈我一幅毛筆大字寫著一個『緣』字。

2)差一點當上台北醫學院內科教授兼主任

1980年前後,台北醫學院還在慘澹經營時期,我雖然不是在學界服務,但做省立台北醫院的內科主任也已有八年多,因常在消化系內科醫學會發表研究論文,在消化系醫界稍有一點點知名度,詳細的經過我已經記不得那麼清楚,那個時候台北醫學院遭遇董事間之意見不合,還有土地問題以致正面臨經營困難的時期,校方想藉謝東閔副總統的影響力解決土地問題,因此聘請謝副總統的長子謝孟雄來當院長,另一方面院內的年輕教職人員則為加強充實醫學院的教學內容做努力,如前述在這個時候醫學院的內科主任潘憲教授和小兒科的林守田教授一同光臨茅舍敦促邀請我到台北醫學院當內科教授兼主任。潘教授是消化系醫學科的同行所以常在學會見面彼此認識,林守田教授則為血液病專家,之前在市立中興醫院服務後到台北醫學院小兒科擔任教授,林教授也是舊識,也如前述,我畢業後一段時間從事於血液病的研究,所以在血液病學會早已相識,我們曾一同與台灣血液病學泰斗劉禎輝教授於1972年創立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因此我們也同時曾任三屆血液學會的理事,我後來轉而專事於消化系內科的研究也就離開了血液病學會,林教授應該繼續擔任理事多屆。他們兩位一直很熱心地鼓勵我到北醫任教,尤其潘醫師已是內科主任,他竟然還願意讓出他已保有的地位,還有我猜想他們也獲得也是董事也是創辦人同時也是捐獻校地者之台北名醫郭宗煥醫師的同意,由於他們兩位熱情勸進,我也幾乎願意接受提案,但是當時的院長是前述的謝孟雄,他反對給我教授職位只要以副教授職位聘請我,這一種刁難,我是不會接受的,據聞我的老師醫學界泰斗宋瑞樓教授雖然沒有跟我講但也從旁向謝氏推薦。他為什麼要忽視滿腔熱情一心想發展北醫的同仁們的奔走,連醫學界泰斗的建言都置之不理,我至今還不明白其中原因。謝孟雄,我不知道他當時知不知道我是誰,但我對他家的背景及他本人知之甚詳,如在另文我已說過,因為他的父親謝東閔副總統(1908∼2001)是家父在台中一中時代的很要好的同學之一,他自己的自傳裡雖只淡淡提過家父和家父姊夫的弟弟是最要好的朋友,其實在謝先生因故離開台中一中跑到中國求發展時(當時改名謝求生)家父曾數次給他幫忙過,再說清楚一點家父的姊夫,我的姑丈,在更早期為抗日就已到中國,是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創立人,也是第一任主任委員,只是終戰前兩年(1943)在中國去世。謝副總統剛回台時經濟上也不太好過,初期借住南昌街的一處寺廟裡時,冬天寒冷家父還怕他們受寒特地叫我搬一具日式陶製火爐到他們家裡讓他們取暖,以禦冬寒,因當時我已是高中生,所以記憶清晰,當謝副總統於1958年要創辦實踐家專時,以前的同學們都有捐款,家父雖窮也捐錢,雖然是九牛一毛但說來已仁至義盡,當謝孟雄從國防醫學院要轉學投考高雄醫學院時,家父為幫忙杜聰明高醫院長舉辦考試也到高雄,在火車內看到謝孟雄要去應考。謝氏小我四歲,他尊翁謝副總統後來慢慢飛黃騰達,位居要津,也許他的成長過程是公子哥兒的享受,早已不記得這些芝麻小事,但貧苦中過生活的我在腦海裡卻歷歷如繪,所以他這樣刁難我時心中不免感到憤慨,我的個性也因貧苦變得有些孤傲,不屑去跟他當面計較,但是我不接受副教授職位的決定,到頭來辜負了潘、林兩位教授的熱情,對不起他們,我只能在心裡感到歉疚。不久(1981年年底)我已被決定要跳過副院長職位直接升任省立台北醫院院長,所以因謝氏的刁難,我沒有任台北醫學院專任教職只繼續兼職,反而營造了我以後的命運,說來也是自己人生的轉捩點。

此外,我之前沒有想過要擔任正式教職,所以雖然有資格申請都沒有想過要申請教育部的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師資格審定的教職審定,經過那一次刁難之後,我決心申請教育部的大學教職資格審定,因為我之前已發表過多篇論文、也獲有日本國立鹿兒島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也在台大醫院兼任過十年以上的主治醫師,以這些條件申請副教授資格不久就審定通過,因為是兼職教職需要兩倍的時間,即六年後才能申請教授資格,於是在六年後我又以之後研究的幾篇論文審定通過教授資格,那時我雖然已經是57歲了,但至少了個心願,幾十年來一直以兼任教授教學。其實當時雖已開始有教育部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師資格審查辦法,但還沒有硬性規定合乎資格者才能聘請,為醫學院著想謝氏何嘗不可以先聘請我,再補申請資格,不,不,不能這樣高抬自己,我沒有那麼偉大,即使那時我到北醫,北醫也不可能有更快步的成長。以後謝氏的實踐家專也升為大學,謝氏順理成章擔任董事長兼校長。回想起來如果當時謝氏沒有刁難我,我到台北醫學院擔任教職,我現在應是一個私校的退休教授,以當時的北醫的規模,能不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還是一個疑問,至於退休後生活的保障又不知是怎樣,這又是一個不可預知的命運的安排。

前面我提過幾次學校時的好朋友並不一定是永遠的好朋友,友情會因生活過程的變化而起變化,自己可以珍惜永遠的友情但不能期待別人也跟你一般想法,人生的機緣就是如此,自古而然,而後也是如此,我不過重複前人的言語而已,並無創見。

3)與恐怖機構的一段緣:

威權時代的調查局是人言人怕的恐怖機構,誰都不願牽涉到調查局。前面我曾述及,為了拖寬省立台北醫院前的大馬路-思源路-跟調查局發生了一點關係,但是那是為公事奔走所以心裡並沒有什麼恐懼或不安感,只是疑惑能不能成功而已。另一樁事則是在前面稍微提到的跟調查局局長沈之岳先生的一段姻緣。事情起因於一位部屬的不能以常識理解的言行和個性。為了這一位仁兄我還遭受到別人的責怪,說我為什麼找來這樣一位仁兄來院服務。這一位仁兄我暫且稱他為A君吧,他是一個活力十足的人,腦筋也不錯可以說很聰明,做事有魄力、敢作敢當,在學生時代做過學生會的代表或會長,因參加什麼學生運動我不知道,可能是當時的愛國運動吧,可能言行過當以致引起治安當局的注意的人物,但他對人也很有禮貌,我離開省立台北醫院後他碰到我時,也很有禮貌頻頻稱我「老師、老師」。只是他的敢作敢為跟別人不一樣,別人做違規的事情,即使敢做一定不敢讓人知道,A君則敢做也不怕人家知道,我所說的敢做敢為,就是這一種跟一般人不同的敢作敢為,別人看不下去了,報告就來了,我勸勸他,他不反駁但也不大理會。這讓我想起A君來北醫服務時的情況,A君是我的老師推薦來的,老師有恩於我,我當然要接受,當A君來院後不久就告訴我他想要介紹我一些國民黨裡的大人物給我,說這樣對我的將來升官有好處,我只笑笑搖頭,因為我不想做大官所以不必要這一套,之後有一天他突然帶沈局長來院長室,說是他的熟人。沈局長是政界大人物,這是眾人所知的,我當然不敢怠慢馬上跟局長打招呼,局長也笑著打個招呼,就這樣離開了。A君的作為越來越大膽,我想到沈局長,就請人二室(政風)主任聯繫沈局說我有事求見,當時沈局長雖然已退到幕後,但還掌握著調查局的作業。在羅斯福路口,勞保局的九樓有個特別辦公室,局長約我在那兒見面,我跟局長說明來意,局長說他跟A君沒有特別關係,只是A君參與學生運動時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他覺得斷送一個青年人的前途可惜,所以沒有追究其作為,有一天在台大醫院碰到A君,A君告訴他在台北醫院就一起來看我,就這樣而已。他問我要不要由他來叫A君不要再來台北醫院上班,沈局長是何等人物,他心裡想什麼沒有人知道,他想要的話他隨時可以把我除滅掉,不過既然敢來求見,我心裡也有準備,我回答說,我也跟局長一樣的想法,不想把一個年輕人的未來前途毀掉,只要局長能勸他守規矩就好了,不必叫他不要來上班,局長答應會告訴A君,我第二天上班後就叫A君來院長室,告訴他我跟沈局長見面的經過,要他以後做事先考慮一下,我希望他回去後尤其在夜闌人靜時再仔細想一想我告訴他的話,A君點頭以後默默地離開了。之後A君的行為收斂不少,不久,如前述我離開省立台北醫院到台南醫院,對於以後A君的行為不甚清楚,但我記得他碰到我時還很有禮貌地叫我老師。他是一個聰明、能幹、有作為的青年,我祝福他能善用他天賦的才能。我說出這一段經驗,因為在社會你總會碰到預想不到的事和人,調查局沈之岳局長是何等人物,是充滿神祕的人物,當時沒有人敢冒犯他,一個人的生殺大權操在他一念之間,回顧人的一生,任何時段都充滿著未知數和危機,是賭注,也是不可預知的命運。我不能想像跟沈之岳局長會有這麼一段邂逅和奇遇。

(2007.11.26脫稿)


▲蔣丙英先生給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李換先生的推薦信副本。
▲蔣丙英先生贈筆者的毛筆字「緣」
(70 x 130 公分。)




台大醫學院醫科1957年畢業生畢業50週年餐會於高雄海寶活海鮮餐廳。站立者自左起林瑞祥、黃伯驥、楊省三、林本芝、呂鴻基、崔禮,座位者自左起蔡青陽、施德章、施德章夫人。

退休14年後由舊同事駕車同遊高雄縣桃源鄉 「藤枝國家森林遊樂區」 海拔高度1600公尺,當天高雄市攝氏28.0度,藤枝攝氏16.0度。(攝於2007年11月13日)。

攝於藤枝遊樂區入口處。老同事(李鏡梯、羅經連、高治中、吳正軍、魏聖玉)聚會同遊。(攝於2007年11月13日)。


藤枝遊樂區遊客中心。(攝於2007年11月13日)。

代表北台灣的山「大屯山」。攝於筆者公寓客廳(2007年11月)。


醫學院畢業50週年同學會於台北101大樓第85樓欣葉101「食藝軒」餐廳聚餐。自右周神榮、崔禮、崔禮夫人。(攝於2007年11月16日)

與回國參加畢業50週年同學會之楊省三夫婦同遊淡水「漁人碼頭」。(攝於2007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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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昭新醫師; By Jau-Shin Wu, M.D.,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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