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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三月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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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十載輾轉十個職場始末篇之(八)
吳昭新 醫師 (by Jau-Shin WU, M.D., Ph.D.)
(Posted Sep. 02, 2007)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4)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七)四十載輾轉十個職場始末篇之(八)

(9)行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預研所)時期(1989∼1992)

到台南三年過後,我覺得自己已完成省主席交代做的事情,回北之心甚切,加之,這時有一位權力慾極強、很有政治手腕、當時醫界出名但是為正派人士不願掛齒,且連他的老師都公開反對他高就教育行政職位而成為新聞報導的醫界熱門人物,在多方爭取後終於爭取到當我直接上司的官職。如前所述,我天生就不是一個好爭地位、權力的人,我對他並無惡意或競爭心,不知怎地,我猜想大概是他的經歷跟我很相近吧,不,我不應該這麼講,他在純學術界和學術政治界的地位是我不可能接近的,他大概幻想把我當做他的競爭對手或天敵,處處在公務上公開侮辱我、為難我、找我麻煩,可是省主席這一關他就無法擺弄得手,我想這該是離開的時機了,就請求省主席准我離開台南醫院。主席大概也知情,不過他是行政院長交下來的人,主席也無可奈何,也就答應我的請求,於是我就積極找新工作,目標當然是回台北。很諷刺的是,這一位仁兄有一位好友常在一起,雖不是出雙入對,在仕途上他倒喜歡把這朋友帶在身邊,其實他的朋友不一定要他帶,兩位同是在學術界的頂尖人物,且是國際學術界的領導人物,但他們倆位的人格道德倒是差得那麼遠,在光譜的兩極端,一個極左,一個極右。他這一位朋友是出名的善良的人,能夠幫忙人的地方到處幫忙,是一位大眾情人,人緣很好,也是我的好朋友,1977年我到美國在職訓練三個月期間,在他華盛頓的住所同住一星期。他喜歡喝酒但酒量不怎麼好,很快就會醉倒入睡,所以不會引起麻煩。有一次在公共場合一起喝酒,他很快就醉倒了,我把他載上計程車送他回家,他是180公分的大個子,我則160公分不到的矮子,要把他扶到他家二樓他的睡房床上,真的很辛苦,不過酒醉吐真情,也知道一些他的內心。退休後幾年不見,聽到他去世的噩耗,他的告別式醫界大老、同學、同事、朋友擠滿了肅穆的靈堂。兩個好友,同為國際學術界的頂尖領導人物,卻有兩種極端的人格道德差異,給別人的印象、所為完全不同,卻同在現世活躍同享榮譽,他們倆位現在都已在另一世界,船過水不留痕,一個人現世的學術成就、地位只是虛幻的榮耀?也不等同於他的人格道德,為善為惡有何不同,話說回來,人格道德又怎樣?船過水不留痕,即使留痕又干你何事。我不懂。不想了……。

此時剛好碰到衛生署長施純仁先生,因為有一點面識,我就說出想離開台南醫院的意願,剛好衛生署的預防醫學研究所(改制前,現已合併檢疫總所成為疾病管制局)所長屆齡退休,署長交代副署長李悌元先生跟我聯繫,李副署長是一位人人稱讚的「人格者」,也跟我相識,當然我由於回台北心切,研究機構又正合我的個性意向,於是就一口答應下來。此時官場上常有的事情發生了,署裡有人插嘴說不應該直接讓我做所長,應該從副所長做起,李副署長打電話說明原委,我回話說當時說的是所長職我才答應。我已說過李副署長是人格者,他馬上轉達我的話給署長,施署長是一位學者出身的長官,不理會這些閒語,還是依照原來的約定要我接任所長。在辦理手續期間李副署長也曾經打過電話給我,說希望把某人升任副所長並徵求我的意見,我答覆李副署長說,現在我還沒有就職,署方要給誰我不會也不應該有意見。如前述,施署長是一位學者出身的署長所以沒有官場習氣,不過他周圍有一群前朝留下來的少年得志官員,……有關我所經歷聽聞所知的歷代衛生署長的風格作為,容後再詳述。

接任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是另一種不同性質的工作,可以說是完全與臨床診病治療不相干的工作,是掌管全國疫病預防的行政工作,但坦白說這對我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工作,因為它是一所研究所,雖然不是學校,但是可以從事研究工作,是最適合於我的個性的工作。有我所盼望的研究設備,我可以馳騁於尖端的研究工作,但有人開始擔心了,據傳聞這一位人士說,給吳某某這些研究環境不知會搞出什麼名堂,只是我接任後才知道情形沒有我想像那麼單純。原來幾十年來以瘧疾防治以及疫苗、抗蛇毒血清製作馳名全球的研究所,當我接掌時,所裡的人員士氣已低沈甚久,當然也不太受上級的重視,只做例行性的工作而已。士氣低落原因很多,我也不便說出,但其原因之一就是研究所隸屬於行政院,是行政機構不是學校,所以所裡正式人員都應具備公務員資格,連研究員職位都需要公務員資格,因此前一年合併台灣省瘧疾研究所時的人員很多變成黑官,也有優秀的研究人員因不具有公務員資格也不能以教員資格聘請當研究員,以致難羅致人才到所服務。

在此稍微說明預防醫學研究所的沿革,或有助於讀者的了解。行政院衛生署成立於1971年,1975年,政府鑑於預防醫學研究對維護國民健康關係密切,於衛生署成立預防醫學研究所同時將原「台灣省血清疫苗研究製造所」納如其編制內,負責執行全國預防醫學有關之研究及疫苗製造業務。1988年為提升預防醫學的研究執行功能復擴編預研所,再將原「台灣省傳染病研究所」納入其編制內,成為十個業務單位(細菌組、病理組、病毒組、血清組、生物製劑製造組、生物製劑檢定組、瘧疾寄生蟲組、病媒昆蟲組、流行病學組、流行病學專業人員訓練班)及附設實驗動物飼養中心和三個檢驗站於台中、台南和花蓮,其中140多個研究人員職位(包括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等)都須具備公務人員資格才能任用,因此如前述兩次合併進來的原單位人員都變成黑官,士氣當然低落。

此外,在我接任前不久行政院派來視察研究所的沈君山先生和某院士都給預研所很不好的評價,也許他們說的是實話,卻使工作人員的士氣更低落,也使研究所要編預算買較新進的檢驗儀器時,也以此理由被阻礙。某院士是晚我七屆的後輩又有一面之雅,因此當我花半年的時間把所務整理好,而一切上軌道時煩請他再次來重新視察一遍,但他卻不理不睬一派「中國官僚作風」,事過十多年後有一次在某學術基金會理事會與這一位某院士碰面時,他已是醫界聞人,我也已退休十多年了,已無任何牽掛,很不客氣向他提起往事,他起初想以不記得模糊事實,等我再追問時他才改口說,那時他不是主持人是沈君山主持的,所謂專家大人物應知一個學者(俗世所認為的)的作為可能影響國家大事,還好那一次購置新檢驗儀器經我力爭後通過預算程序,據說在SARS事件時也發揮了作用,有關黑官問題,如後述我也給解決了。

有關行政機構的研究員任用資格和黑官問題我立即囑咐人事主任想辦法解決,人事主任告訴我要將隸屬行政院的研究所研究員以教員任用條例任用是不可能的事,他是軍職退役轉文職人員,因此他向我報告說他到過國防部探詢也說沒有這一種前例,絕對行不通,我告訴他沒有前例才要你去研究,若是有前例的話我申請援例照辦就可以解決了。之後經過吳嘉栗主任秘書(前任人事室主任)的奔走,因他跟上級人事單位、人事行政局和考試院銓敘部人際關係較熟,經過層層說服工作好不容易才獲得衛生署人事室的首肯,准予提出申請修改預防醫學研究所組織條例,先進入行政院跨部會的審查,不過起初大家都等著看笑話,認為決無可能成案。

算是全體研究所的黑官和本人的運氣好,主持審查提案的主持人是黃石城政務委員,黃政務委員不像一般迂腐、應付、鄉愿型的官員,他是一位持平公正具有學識遠見肯做事的人士。經過討論以後,他斥退了平凡無作為,習於應付官場官員的反對意見,竟准予通過預研所的提案,提出到立法院修改預防醫學研究所的組織條例。這不只跌破了參與討論的人員的眼鏡,連我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這樣,原本各方認為不可能通過審查,我本人也在各方揶揄之下本來就失去信心的組織條例修改案,竟然通過了行政院這個大難關。接著而來的是要通過立法院的一關(聽說現在已不必這一道手續),這也是一個難關,第一步要排入提案程序就煞費工夫,這一種小案立委本人都不會自己出面而都由立委助理出面,經過吳主秘的奔走吃過幾次飯局後好不容易才排上議程,本來這一種案子對於立法委員個人無甚利害關係,但是總有人要表現自己的權威,反對最厲害的是一位陳姓委員和另一位蔡姓委員,一直以莫須有和似是而非的理由阻擾反對,毫無放鬆的意向。我跟吳主秘在會場邊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陳委員是吳主秘的大學老師,吳主秘親自當場拜託請求協助,起初仍不能獲得首肯,不過後來好像同意了走開,這樣經過了幾次辯論僵持,其間有一位委員看不過去,那是台北縣的林志嘉委員,我們並不相識,但他叫我們稍微忍耐一下,他好像在尋找對我們有利的機會,中間又經過了幾次辯論和休息後,林委員終於找到了機會要求在場委員舉手投票,就這麼簡單法案就通過了。法案的通過立法可以說跌破了所有衛生署人員的眼鏡,他們都一直反對本案的提案立法,只是熬不過我的固執才情不甘心不願地准予提出組織條例修正提案,所以沒有預料到有這樣的結果,創設了一個機關同時有三種(即公務人員任用法、教育人員任用法、技術人員任用法)人事制度並存的局面。高興的是一百多位黑官飄白,我則高興研究所的用人範圍擴大,可以任用無公務人員資格的學者專家,這對於研究所的用人增加很多來源,將來不會苦於無法招募人才,提高研究人員的素質。

不只如此,此法案的通過還影響到預防醫學研究所和衛生署之外。不久聽說行政院原子能研究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也援例通過三種人事通路通用的好處。衛生署是預研所的主管機構,所以之後衛生署要任用無公務員資格的官員時就借用預研所的研究員名額,也給衛生署的官員進用不少通路,現在在檯面上的赫赫有名幾位衛生行政界大人物也是當時利用(借用)預研所的研究員名額進用的。之後不知道經過幾年,行政機構公務員的任用資格也修改變寬多了,這證明當時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只是要走在時代的前端是多麼辛苦而已。 另外有關走在時代的前面,但沒有成功的一件事也要在此附帶說明。1991年(民國八十年),筆者擔任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時,有感於政府機構組織多疊床架屋,事權、責任重疊不明,爭權委責的現象屢見不鮮,衛生署當時的組織結構也是疊床架屋,以致常發生不合理和浪費公帑的事情,因此本人囑咐人事室收集世界各國的資料來研究並規劃,擬妥建議將當時的衛生署二級機構的預防醫學研究所和檢疫總所和署本部的防疫處等政府防疫有關單位統合為與美國的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相對稱的「疾病管制局」,但被當時的直屬長官譏為如何安排六位正副首長和主管,筆者回答以政府是「因人設事或是因事設人」,但終因官大學問大,不被採納。之後,於1999年(筆者退休後六年)在一場「腸病毒」流行時的社會輿論壓力下,衛生署終於將上述三單位統合改制成立疾病管制局,此外也另設立了「國民健康局」,這些改革雖然姍姍遲來但卻讓筆者倍感欣慰。另外也看到政府在近幾年來制定了不少有關防疫的法律規章,這些都促使政府執行防疫事務公權力時有所依據,也能提高統一指揮的效果。可惜當時改制時,聽說主事者是一位舊官僚,不了解醫學的進步,組織架構人事的規劃上有不少缺失,不過這些不合理的地方有些在以後的修改時已作修正,但我要再說一次走在時代進步前頭的人常被誣蔑排斥,但公理雖慢幾步,終會被彰顯的,不過衛生署的有關藥品食物管理的幾個部門,當時本人也建議要併合為一個機構,但迄今尚未見執行。

另外一件需要特別提到的,當我接任所長之初,對全體員工談話時,曾對自己的一貫作風稍作說明外,請大家放心,對於升遷案件我保證會公平處理,我說除了當時的總統蔣經國要關切時我沒有辦法應付外(大家應可了解我說的是實話,當時尚在專制極權時代,我真的無法拒絕)我不會接受來自任何方面無理的關切,但這一真心話竟真的一語成讖,以致後來因為我為了保護本所員工的升遷權益,拒絕接受來自直接上司的親信所關切的工友人事案,遭署長毫無道理的調動,因此看破政府的無能無作為,憤而提早三年自公務員退休。

話說,沒有想到當預防醫學研究所改頭換面有了新的氣象,正邁入新的發展階段時,李登輝就任總統而衛生署署長也換了新人。本來大家聽說李總統是施署長在台北高等學校的同班同學,所以大家都以為施署長不會有所異動,但出乎大家的預料,李總統卻把施署長換下來,新署長人選不是由科班人員循序升任而是第一次由政治考量的政客來擔任,之後歷任署長都依政治背景來擔任,衛生行政界的輩分倫理都沒有了,也許這是民主政治的特徵,不只衛生界其他各行政領域都發生了同樣的情況,表面上好像是年輕人只要有能力、實力就可以鯉魚跳龍門,但是實際的情形並不是如大家想像的這麼美好理想,實情是此後一定要有政治利害關係背景才能升官,官場的輩分倫理盡失,以往需要經過二、三十年才有的經歷,只要有政治背景關係三、五年就可以獲得。同樣的學歷、能力只要政治背景賭對了,學弟、甚至學生變長官,兒子變老子的事見怪不怪,這種事雖然專制時代也有,如權貴子弟的特權,為他們而設的甲種特種考試等,但是不那麼明顯表面化,尤其在技術官僚系統機構。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沒有更完整無缺的制度,才選上民主,但是民主常常被誤用,讓官場只重關係、鑽營、奉承,不認真誠實做事。當我退休後聽同事告訴我一個新名詞「刷卡族」,起初我猜不透其中奧妙,聽解釋後才了然,當然人家年紀輕輕的沒有幾年就超過了別人二、三十年的經歷,並且說是經歷完整,也確實如此,只是這些經歷都是由政治選對和鑽關係而來,年輕才俊何其多,哀哉!其真相到底如何?

(10)行政院衛生署檢疫總所時期(1992∼1993)

我公務員最後的半年是檢疫總所所長,總管全國七個檢疫分所,大家最熟悉的桃園機場也算其中一個檢疫分所,還有全國各海港都設有一個檢疫分所,總所所長的官階是跟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同官階,所以我的調職是平調,但是預防醫學研究所是一所研究所,檢疫總所是一個執行單位,雖然編制中也有一個檢疫技術單位,終究不是一所研究所跟我的原來期望不同,而原來的主管並不具醫師資格,並且主管和職員間已經纏訟多時,是一個問題機構,問題機構我不怕,只是把我調離需要醫師資格的預研所所長,調到不需要醫師資格的職位,而調一個沒有醫師資格的人來當一定需要醫師資格的職位,只為了我不接受直屬主管親信的關切人事案,這一點讓我很不服氣。更可笑的是,有一位醫界前輩還稱讚署長開創新例,讓一個不具有醫師資格的人來當預防醫學研究所的首長,其用意我非常明白,但我不便在這裡說出,為了尊重前輩我不願在此抖出其讚賞的用意。我在檢疫總所短短半年時間就督促他們發展以聚合?連鎖反應法 (PCR) 檢驗霍亂細菌的快速檢驗法,縮短檢驗時間兩天,也在微生物學會發表。那為什麼是只待半年呢?原來要把我調職的時候我拒絕,署長說已經向行政院報出去了無法抽回,我告訴這位署長說,好吧這樣就給你(恕我不用您字)面子,不過只為你待半年,在檢疫總所半年的時間到了之後我就提出辭呈,署長說為什麼要辭職,我說,我說話算話,言出必行,當你一定要把我調職時我就說過,給你面子做半年就退休,現在時間到了,署長無話可說,最後我做了七個月的檢疫總所所長,因為人事室好意告訴我,多做一個月到一月三十一號我的資歷會多一年。在檢疫總所雖然只待七個月,我除了發展檢疫技術、改進檢疫制度外,把分在全國各分所的員工的心連繫在一起。之前,各分所人員很少有來往,我每星期舉行一次主管會議,各分所主管都要到台北總所來開會,此外我也在台北陽明山舉辦一次全國各分所人員的訓練營,讓他們互相有接觸的機會,這一次會後大家都高興,以後常談起這一件事,最讓大家驚奇的是一直跟大家疏離合不來的一位同事,卻自動帶多張卡拉OK唱片來跟大家一起唱歌。我退休後一位主管跟我開玩笑說,所長你真太偉大了,每次開會連續開四小時,你都沒有離開座位到洗手間,他就無法忍受那麼久。社會上各種各樣性格的人都有,所以即使你是聖人要得到每一個人的同意是絕對不可能的,總有一些人會反對你,平常有三分之一同意,三分之一唱反調,三分之一沒有反應,所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能同意你的話,你這個主管就可以說做得很成功了。我覺得有超過半數的人能接受我,所以感到很滿意了。才沒有幾個月前,那時我已退休十四年了,本來我跟高雄的同事是較少有接觸的,有兩位已退休的老同事(李鏡梯分局長和羅經連科長)聽到我要到高雄,竟自告奮勇開車到左營高鐵車站來接我,轉了幾處觀光地點,又喝休閒茶,晚上又通知四、五位已退休老同事在旗後吃海鮮閒談,第二天又到旅社接我,載我到從甲仙進入山裡的錫安山世外桃源,看看神的國度,這個地方其實我在台南醫院服務時來過一次。屈指一算竟快二十年了,那個時候戒備森嚴,外人是不能隨便進來的,現在卻已成為觀光地點,來去方便。第三天中午他們堅持再請我吃午餐後才把我送到左營車站。老實說我只做過他們七個月的長官,分別在台北高雄兩地上班並無深交,但在退休十四年後還能記得我,在世態炎涼的今天我由衷感謝他們難得的友情。

(11)總結

回想如果我當初沒有離開台北醫院時,就不會有以後的三齣戲可演了,也不知道台北醫院會是怎麼樣?這就是人生,不管有沒有意義,值不值得,是你沒有辦法自己選擇的人生的路程。

本來生性就與世無爭的我,向來不喜歡結嚷結黨(台語),較少參與社會、交際活動,因此退休後無所事事,剛退休時曾在新設立的新光醫院,一星期看兩次門診,但後來發覺健保給付制度採用數人頭的診病給付,驀然覺得看門診是否會讓年輕醫師覺得實質上是跟他們在搶病人,這樣,一年半後就辭去了新光醫院的診病工作,之後完全離開臨床工作,開始在家裡與電腦為伴的生活。自己開創醫學網站,主要目的是順著時代的潮流給一般大眾做一點衛生教育以期實現「預防勝於治療」的意涵,也開創了與台灣有關的人文網站(語言、文學、歷史),因為時間不夠分配以致時有顧此而薄彼的情況發生,也就漸漸減少參加各種醫學學術和社會活動聚會。如今依靠雖不是豐裕,但不浪費之下還夠花費的月退休俸,過與世無爭,合乎自己個性的生活(日語叫做「悠悠自適」的生活)。還好這期間IT(資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使電腦網路上和衛星通訊的內容在量和質雙方面都有一日千里的進展,讓我在娛樂和知識雙方面都不會與社會脫節以致落伍,真的是古諺所云「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美夢果然成真!只是跟他人之間的直接接觸機會減少很多,這樣轉眼也十四年了,除了感覺體力和記憶力的日漸衰退外,並不會有其他不便。

以上將我從學校畢業後的社會經歷的梗概敘述一下,希望各位如有興趣續讀下文時,能在過程的來龍去脈中多所意會,我就滿足了。

(Aug. 11, 2007 脫稿 )




在金門服役(1962)。右二台大醫學院院長黃伯超教授,右一筆者。
筆者在金門服役(1962)
左邊為筆者
筆者在金門服役(1962)

實習醫師宿舍 (1956),從左邊莊明哲、楊省三、
黃伯驥、吳昭新、周烒明、蔡青陽
十和田湖邊留影(2000)

明石大橋留影(2000)


Hotel 鳴子留影(2000)
Hotel 鳴子留影、吳昭新 夫妻(2000)
Hotel 鳴子留影、林本芝、徐裕芬夫妻(2000)

會津若松城(2000)
Hotel Gate Tower 晚宴(2000)
銚子大瀑布於奧入瀨川(2000)
周烒明與吳昭新於舊金山(1997)

周烒明與吳昭新於舊金山(1997)

周烒明教授自己營造日式庭院和石雕燈籠。(May 2007)
中山醫專與台大醫院教學合作及附設醫院新大樓啟用典禮(1972)。自左邊台大醫院邱仕榮院長、筆者、中山醫專創辦人周汝川先生。

中山醫專與台大醫院教學合作及附設醫院新大樓啟用典禮(1972)。巡視新病房。自左邊前台中市衛生局局長林錫金先生、台大醫院邱仕榮院長,右二台大醫院外科主任許書劍教授。

在金門服役(1962)。右二台大醫學院院長黃伯超教授,右一筆者。



中山醫專與台大醫院教學合作及附設醫院新大樓啟用典禮(1972)。台大醫院邱仕榮院長致詞。

中山醫專與台大醫院教學合作及附設醫院新大樓啟用典禮(1972)。最右邊為台大醫院內科主任送瑞樓教授。
1982年時之台北醫院和旁邊泥濘崎嶇不平的思源路。



1982年尚未增建時的台北醫院。

台南醫院開辦九十三週年(1988)院慶活動。後排左三人事主任潘鴻金、筆者,右一劉秘書。
筆者主持院務會議(1980年代前半)。


筆者在診察病人(1980年代前半)。



1970年代前半的省立台北醫院內科仁。後排自左邊詹宏泰、林超群、徐清江、江易雄、邱漢民醫師。前排自左邊呂金耀醫師、筆者、李元成醫師。

台南醫院開辦九十三週年(1988年)院慶大會之同仁趣味活動。


省立台南醫院(1988年)。




中山醫專與台大醫院教學合作及附設醫院新大樓啟用典禮(1972)。



中山醫專與台大醫院教學合作及附設醫院新大樓啟用典禮(1972)。自左邊中山醫專創辦人周汝川先生、台大醫院外科主任許書劍教授、內科主任宋瑞樓教授。

筆者在預研所辦公(1989年)。

筆者在預研所辦公(1989年)。

筆者在台南醫院參加內科討論會(1987)。

筆者在高雄檢疫分所帶同分所主管巡視高雄港。左二為高雄分所長李鏡梯,右一為台北分所長林鼎祥。(1992年)。

筆者離開台北醫院時,在歡送晚會上,與各科室主管和護理長們合影。(1986年)。

歡送筆者退休晚會上,與檢疫總所各分所長合影。(1993)。

歡送筆者退休晚會上與檢疫總所和預防醫學研究所各科室主管合影。左一檢疫總所主任秘書鄭松興,右一為人二室主任李文,右二為流行病組組長吳盈昌,右三為預研所主任秘書吳嘉栗。(1993)

筆者在預研所同樂晚會展歌喉。(1990)。




畫家張木養先生為筆者揮毫筆者的座右銘「誠忍韌」。



在金門服役(1962)。最左邊台大醫學院院長黃伯超教授,右二筆者。

▲三年級大體解剖課

▲周君渡美前與筆者攝於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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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昭新醫師; By Jau-Shin Wu, M.D.,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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