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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三月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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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中文系畢業生不認識的台大中文系教授

吳 昭新 (Chiau-Shin Ngo)

(Posted: Dec. 1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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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走了,走完了他九十七年的歲月。奇怪不?不!有很長一段時間,絕大多數的台大中文系學生和畢業生,從來沒有聽說過,本系有過這麼一位教授;但是,的的確確,在台大中文系網站的師長名冊上,在二○○五年十月十四日之前,你可以在退休教師的名冊上,而且是在第一個位子上,你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因為家父不只是中文系退休教授中,也是全校畢業生中,最高壽的一位,但是很多人,並沒有注意到他和他的名字的存在;而在十月三十一日,在告別式後,他的名字的位子,已移到已故教師的最後一個位子上,因為才去世不久。

他是日治時代,台大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專攻東洋文學(中國文學)的第三屆畢業生,於一九三三年自台北帝大畢業後至一九七三年自台大退休,除了中間五年多,到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現在:京都帝大人文科學研究所)任職外,一直都在日治時代的台北帝大和終戰後的台大的中文系任職,跨過兩個時代(日治時代和國民黨時代),在台大(台北帝大、台灣大學)共三十五年,後二十五年是台大中文系,但是很少人知道他的存在,是時代變遷的悲劇使然。

但是,社會時代變遷的偶然,但絕不是必然,卻讓他獲得首屆(2001年)總統文化獎的百合獎。當然各媒體有短短一陣子的報導,姑且不說總統文化獎具多少意義或榮譽,確讓一小撮人的記憶裡,增添了家父的名字。為何要說,是時代變遷的偶然而不是必然,他所研究的是母語(台灣閩南語),假如時代沒有變遷,母語研究就不會浮上檯面,即使時代變遷,如果不是遠在美國的兒子思中,偶然注意到文化獎的消息,假如不是次女和玉,在只剩下一星期的最後期限,匆忙蒐集資料,外孫蔡彰豪,自己寫了感人的自薦書引起注意,聽說還經過了多次同額票數之投票之後,才最後決定得獎。如果是我,鐵定不會去申請這個文化獎,因為在我的社會經驗中(我也已是七十六歲的老人),我會認為絕無得獎的機會。家父從來不主動發聲,不與人爭,不與人辯論,只是默默埋頭,做自己的研究,而且他所專研的是,冷門偏僻的學門,很少人了解他的研究,所謂的知名度不高,所以我要說,是偶然但並不是必然。

他雖然生於望族之後,但是上中學時,家道已開始中落,他的兩位兄弟,在八、九歲時,就被送到海外讀書,一個到日本,一個送到中國,唯有他留在台灣讀書,進入台北帝大,選讀東洋文學(中國文學),當時的外國文學。畢業後專心研究母語,萬萬沒有料到,有那麼一天,會有一群人,被他們的農工階級人民追趕,倉皇逃難來到台灣,他所學的華語,在中國國民黨,接收台灣初期的混亂期,還有一陣子的利用價值後,不但沒有給他帶來幸運,再加上他善良、單純、不問世俗、與世無爭、不忮不求、只為學問而學問的個性,反而,讓他在惡夢裡,過活了六十年的苦日子,讓他只靠菲薄的薪水,一邊養活一家,一邊研究當時受迫害的母語。雖然,他一生的最後幾年,有了沒預期到的收入,但他本人卻不知道這些可觀的收入,是他的研究成果所帶來,和出售數批,三百年前他的祖先留下的祭祀公業土地所分到的款項。他一生對於錢財,毫無觀念,從來不曾親自處理過錢財,一直到往生,他還以為自己跟以往一樣一貧如洗。也許是親身經驗使然吧,他依順家母,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的期望,要我學醫學,在當時一般的認知上,是能生財過好日子的一門學問,卻沒有料想到,我體內承繼了他的基因,學了醫學卻對金錢財富,跟他一樣毫無眷戀,沒有刻意去生財致富,不過還不致於要為三頓飯來操心,很感謝父親讓我念醫學,但想到父親所遭遇的逆境時,只悔恨年輕時,不重視錢財,沒能跟平常人一樣,學醫而致富,讓父親毫無顧慮,放心能為學問而學問,現在為時已晚。

家父為人和善、慈悲、謙虛,不只是對家人,對朋友、學生也都是如此。年輕時,他很關懷在外求學的弟弟,他對他的父親說,他在台灣,苦一點沒關係,要他父親多照顧在外地的弟弟,不要讓弟弟吃苦;當我遭到挫折、低潮,且還要到金門前線時,在病榻上對我說,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以鼓勵我不致氣餒崩潰。他對六個兒女和每一個內、外孫、女和曾孫、女,一直都一樣很關心、疼愛。當他已九十四歲時,我根據他的資料,編台語注音符號教學光碟,他很高興,自己發音錄影音,雖然一次又一次的NG,他老人家,很耐心地反復錄影,雖歷數小時也毫無倦怠怨言。二妹和外孫女,安排兒童台語注音符號教學之示範,他也興致勃勃,親自到學校,對小朋友做示範教學,笑咪咪地接受可愛的小朋友們,天真的歡呼,也實地證明台語注音符號,對於小朋友學習台語發音的效率。對學生,在「從帝大到台大」一書中,台大經濟系的黃金茂名譽教授,在台大先修班學生時代的回憶中寫道:「吳守禮教授是我所尊敬的老師,他溫文儒雅,謙虛,以極大的耐心,諄諄教誨我們這些,初學進步緩慢的『老大小學生』….加上老師的學者氣質,….很佩服吳老師數十年如一日,鍥而不捨的鑽研,尤其在台語領域的偉大貢獻」。對朋友而言,在終戰初期,他因為通曉華語,幫助接收台大,雖然在台大的圖書館的壁上,只淡淡提到,他協助接收圖書館,其實不只台大校本部的圖書館,其他各學院,包括醫學院的圖書館,也不只圖書館,其他有關接收的各種事務,他都有參與協助,之後,卻屈就副教授長達十八年;但剛接收當初,因為幫忙接收工作,雖然時間短暫,當有機會幫助朋友時,他都會盡力給予幫助,如對從外地回來的臺籍同事,他都為他們爭取較高的職階,只是不曾為自己爭取而已。當時將要被遣送回國的日本人教授朋友,寄託他一些書籍,他盡一切可能,寄還給他們,後來以微薄的薪水無法處理時,他就想辦法賣出一些書,當郵費寄還給朋友。他知道這些書籍,對一個學者是何等地重要,也有日本人寄託在別人處的書籍,要他們交給父親,但日本人回國後,這些人就占為己有,無法完成朋友的委託心願,父親也為此,一生耿耿於懷。也有日本人朋友,要將他們私人房屋交給他處理,但因他不會跟人爭,這些房屋,都被他人占為己有,不只是私人的房屋,當時他為台大接收公家多處宿舍,卻自己連一間都沒有能爭到,還是以後才配到一間職員住的小宿舍。他對中學時代的舊友,也很念舊,後來做到副總統的謝東閔先生,是他台中一中時最要好的同班同學之一,當謝氏前往中國有困難時,父親也想辦法盡微力。父親的大姊夫翁俊明先生,早期為抗日,就在中國活動,是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首任主任委員,所以對於謝氏以後在中國的發展,也有所幫忙。之後,終戰初期,謝先生剛回到台灣暫時寄住在南昌街附近時,冬天寒冷,家父唯恐謝氏一家受寒,要我把家裡自用的日本式火爐送到謝家,那時我已經是高中生,是我自己送過去的,所以記憶仍清晰,當謝氏要創設實踐家專時,家父雖窮,也與同學一起捐款興校,後來謝氏發達了,來往自然也漸漸疏遠,父親不是一位攀龍附鳳、趨炎附勢的人,只是都以真情待朋友。

終戰後接收期間,不少人沾到便宜,父親雖短暫居有利地位,卻什麼都沒有得到。這是他的與世無爭的個性使然,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這反而讓他能長壽,讓他能達成為學問而學問的意念,為臺語奉獻的心願。終戰初期,在台灣本地沒有幾個人,具有家父的學經歷,因此也有人要他出來擔任些領導的工作,但他只對研究學問有興趣,無權力慾望,不為所動,沒有出來擔當,不然他很可能是二二八事件中,眾多犧牲者中的一個。

在父親的告別式,出乎我的意料,台大中文系和台灣文學研究所多位師生來弔唁,還有中文系的夏長樸教授代表中文系為他讀祭文,讓我感觸五味雜陳,不由得滴下淚珠,是時代真的變了?還是人情變了?或者有其他原因?其中楊秀芳教授的研究跟語言學有關,平常跟家父有過接觸,所以她的弔唁是可了解的,但是台文所的柯慶明所長就有些意外,我很感謝他特地帶領多位學生來弔唁,添增家父的光榮,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家父早期在中文系受到侮辱岐視迫害達二十多年。不過我也須要記實,在家父一生最後的幾年,每逢生日,中文系都有派人送蛋糕來祝賀。有關中國文學我是外行,我無法置喙,但是家父的學問真的那麼差嗎?差到要屈就副教授十八年才升教授嗎?是不是當時的掌權者無知,不懂語言學是一門學問,只認為純文學才是學問,或者另有意圖偏見?學生都升任教授了,還要老師委屈於副教授,研究費不給,不讓他教授他的專長,不讓他在中文系的刊物上發表研究論文,只為家父研究的是有關母語(台灣閩南語),就要受那麼嚴重的迫害侮辱嗎?當時也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學者,很尊重家父,如:傅斯年、齊鐵恨、方豪、魏建功、朱兆祥、婁子匡、朱介凡、董同龢等學者。傅斯年曾說過,教授可有兩類,一類是教書匠型教授,善於課堂上的講課,另一類是精於指導研究的研究型教授,當然也有兩者兼具者。很可惜,傅校長只主掌台大兩年就去世,之後,幾十年,不再有第二位傅校長。他老人家常常自嘲說,他教國語賺生活費,以維持母語(台灣閩南語)的研究,他的台語研究是在這樣環境下,維持六十年的,當初父親的一位同事,曾告訴家父說,你不懂奉承巴結之道,但家父卻淡然處之,不以為意,以當時中國人的習俗,是有其道理。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現在稍做一些推動母語的工作,就要批評家父在新書發表會上致詞時使用華語,對於家父而言,為研究母語使用華語或任何語言並沒有什麼忌諱、顧慮或差異,對於他研究台語的成果,無絲毫影響。比起家父為研究母語長期所受到的歧視和迫害,現在的母語推動者可以說是輕鬆幸運何止萬倍,是不能相比的,我不知道,批評者如果知道,家父當時的情境是否會汗顏,如果還不汗顏,我不知道應該如何來形容他,不過我還願意相信,他是出於愛鄉心切。之後,在獲得總統文化獎致謝詞時,九十三歲的父親以純正的捲舌華語說開場白後,就全程以道地的台語致詞,獲得總統以及五院院長和全場官員賓客的熱烈掌聲,「台語天地」網站上有錄影音為證。此外,於一九八八年,他老人家住家宿舍,遭回祿之災時,雖然到現在原因仍不明,卻一度眾說紛紜,但災後他收到一封匿名信,內容說是當時從事反對運動的某人做的,真假姑且不論,對於家父研究母語卻沒積極參加反對運動,可能有些人不太諒解,或者是有心人故意栽贓;但在另一面,也有著名的台語學者洪惟仁教授,特地親自造訪慰問家父,並撰文惋惜焚燬的珍貴孤本文獻資料及手稿,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能對家父的研究母語的學術成就,詳述介紹稱許,我非常感激和欽佩洪教授的為人,雖在事過境遷十六年後,才頭一次與洪教授見面,證實我當時的感受確實無誤。以後,也是台語學者的董忠司教授,不但對父親的學問做深入研究,也為了撰寫父親的口述歷史申請經費,於二○○三年,遠程陪父親到母校台中一中,及彰化縣埔心鄉的舊館國小及新館的老家,讓老人家記起小時候的回憶,我一路陪伴,親睹董教授尊重前輩的毫無掩飾的真情。

家父是一位不忮不求,不卑不亢,不但與世無爭,也昧於世間俗事,只為學問而學問,一生保持赤子之心,只樂於埋首書堆、數萬張卡片中,不適應現實社會生活,更不懂政治的人,是一位心地純潔的真正學者,現在有很多人,在公開場合大言不慚,自稱是學者,學者是別人對你的尊稱,不是自己講的,我覺得非常可笑。家父的學問成就,自有社會學界公平的評論,歷史的評判,不是一、兩個人就可以下定論的,幸好家父長壽,終於能在有生之日洗雪其冤情、回復其名譽,不致含冤地下,冥冥中有神或宇宙主宰者的旨意。社會上,錦上添花的人眾多,雪中送炭的絕無僅有,「西瓜倚大爿,狗肉扶起無扶倒」,我不會有所怨言,這是社會的常態,我可以了解。正史,其實常是似是而非,稗史、野史反而是真實、真相,社會上歌功頌德的文章,汗牛充棟,其中有不少故事恰恰是相反,猶如村中的大善人的故事是其一。如果有人要笑我這樣說,不懂社會常態,跟我父親同樣,太無常識,對人間世事無知,我願意承受,我只不過將歌功頌德的反面真相道出而已。以家父的人格,他老人家也許並不願意我這麼做,但做為人子,一個平凡的常人的我,即使冒犯社會的大不韙,我也要盡我做人子的責任,表白父親的冤情。

至於母語的研究成就,我是外行,無可置喙,想必另有專家學者會為他置評。他治學的態度嚴謹細心,任何細節都要小心求證,也不輕易主張自己的意見,總要提出證據供大家討論研判,即使是已發表的研究結果,他仍會繼續加以研究找出新的資料,如已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綜合閩南台灣語基本字典初稿,也繼續在修訂,如在後面附圖上,可以看到他在修訂本上,密密麻麻書寫的增刪事項,雖然他去世後已無法完成,但將來我會公開內容,以供大家參考。他說,以他所收集的資料,他再有幾輩子,都無法劃句點完成,他說他的資料是,想提供給有志於台語研究者參考之用,不必再花時間去找資料。他也絕不會為自己的名聲而標新立異,對於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無嚴重錯誤,他一定尊重,也善加使用,如朱兆祥教授所研制的台語注音符號,他認為無重要瑕疵,他就照樣使用,並不會像他人稍做修改,以變成為自己的首創,他只是就有問題的部分,與朱教授討論,獲得同意後才做小修改(如ㄙㄧ改為ㄒㄧ),而繼續使用。有關台語標音符號,他並沒有說,哪一套最好或正確,他說嚴式國際音標最正確,但大家都了解,要把它做為一般用的標音符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贊成寬式國際音標,他對於各種羅馬字的台語寬式標音符號沒有特別意見,他主要目標是在台語的有音無字和正字問題,這才是能真正解決有關台灣主體性文化、文學、語文的根本問題。有關台語文的書寫,有人主張要漢字和羅馬字並用,他雖不曾公開表示意見,但是由他的研究目標,我知道他是不贊成的。在爭吵標音符號的人,我覺得他們愛母語和台灣的心無可置疑,但熱情有餘,卻忘記考慮台灣的核心問題所在,母語標音符號事小,台灣的核心問題才是重大,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些問題,我已在「母語教學的亂象」一文談過,這一篇文章他老人家是看過的,學者,學者,是美名,但有多少人是名副其實的?文人相輕、相妒、相害何其多;國際間人權、正義說得天花亂墜,做為一個台灣人,你真的相信嗎?企業家可以堂而皇之,面不改色地說商人無祖國,眾人還是稱讚阿諛;這是現實。

家父之能一生埋首於母語之研究,雖由於他的個性天資使然,但是以他所處之環境,如果沒有世界各國的學者朋友,從世界各國,幫助蒐集贈送珍貴孤本資料,未必能完成,如:日本倉田淳之助教授、香港饒選堂教授、英國龍彼得 (Piet van der Loon) 教授、日本神田喜一郎教授、日本神田信夫教授、法國施博爾 (Shipper) 教授等人。有關家父母語研究成果之能公諸世,多年來承蒙林宗毅博士之資助,後來閩台方言史實資料研究叢刊十四卷之能成書發行,則多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之補助,遠流出版社王榮文董事長欣然接受其畢生巨著「國台語對照活用辭典」的出版,雖然家父都有在每出版物中致謝,但我還需要在此再次誌謝。在家父研究的最後一段路程,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董事長,特別囑付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女士,就卡片資料中之台語正字部分,聘請陳麗雪女士幫助做整理,但尚未完成家父就陷入意識不清,無法全部整理完成,真是遺憾,而只就完成部分共一八二則付印出版,免費贈送一般讀者,自六月出版至今十一月,已續刷印四次仍供不應求,成為家父未完成之遺著,希望林董事長對於台語文化之推動的熱情,能對於一般人,尤其是大眾媒體工作者,對於台語文的正確書寫和解決所謂有音無字和正字問題有所幫助,也希望生於斯土,長於斯土台灣的人,不要辜負林董事長的心意。

家父的告別式,因他所研究的學問屬於冷門,同好朋友也不多,而且我本人也已退休十多年,舊同事也多已退休,親戚也散居世界各地,起初考慮到能參加者不多,本想只由家族行事,但因本人原所服務預防醫學研究所和檢疫總所(現已合併為疾病管制局)多位老同事的積極建議和誠懇的協助,終於決定只對於小範圍內的親朋知交發訃文,為家父舉行簡單隆重的告別式。出乎意外,當天來告別弔唁者眾多,有台南同鄉司法院城仲謨副院長,文化總會陳郁秀執行長,台灣團結聯盟蘇進強主席,自由時報林榮三董事長,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蔡素芬執行長,台大中文系夏長樸教授和楊秀芳教授,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柯慶明所長,市立萬芳醫院邱文達院長和李友專副院長,衛生署台南醫院簡聰健院長,家父老友台大外文系王秋桂教授、台大化學系陳發清教授,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林祐輔教授,民間台語學者王康旼、杜建坊先生,以及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原預防醫學研究所、原檢疫總所的代表及本人老同事多人參加外,還有很多,多年前(甚至六十年前)的學生(李歸坵律師、郭純育醫師、王書式先生、林飛鵬先生等等)、知交、朋友看報端的消息趕來,除了多位台語學者正在中國廈門開語言學術會議不克前來參加外,來告別的人,擠滿靈堂。父輩的五位兄弟姊妹中,除了九十二歲的二弟親自參加外,其餘四位兄姐,皆已去世,但各房都有多位姪甥輩代表參加。告別式在台北市第二殯儀館懷恩廳舉行,靈堂上面重疊掛滿 陳總統以及各機關首長的輓聯;各機關首長、同事、朋友、美國同鄉會以及親戚及兒女、孫輩、曾孫輩的花籃排滿到靈堂外;家祭和公祭在父親日常所愛聽的「巴黎的屋頂下」一首音樂和誦經聲中,肅穆進行。父親的六個兒女全部到齊,三個在美國的兒女也都攜家眷回國參加,並親送父親入殮火化,於第二天將骨灰罈,入土在台北縣三芝鄉北海福座公墓的家族墓內。

家父人生的最後一年半時間,以醫院為家,出入加護病房及接受手術數次,因為他的主要疾病為腎臟衰竭,一直接受每週三次的洗腎,所以主治醫師一直是腎臟科的許永和醫師。許醫師做事慎重,依醫學專業,病人的感受,多方面做考量,並且為人不誇張,不邀功,謙虛有加,病況緊急時,三更半夜也趕緊趕來處置;在現實的社會上,在同行的我的眼中,他真正是一位難得的好醫師。父親也對他很信任,住院初期,在他神智還清醒時,看到許醫師來就很高興,父親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能夠遇到許醫師照顧他,應該說是他積德來的福氣。父親住院萬芳醫院一年多,院方給予多方照顧,告別式我並沒有給院方和院長訃文,但是邱文達院長和李友專副院長,得知消息後,親自帶醫院同仁來弔唁,我也必須在這裡衷心致謝忱。

台大中文系畢業生不認識的台大中文系教授,這應該是二○○一年以前的事,自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後,這一怪事應該已不復存在,我由衷感謝,台大中文系以及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楊秀芳、柯慶明、夏長樸教授以及全體師生,台語的研究已經萌生發芽,正在茁壯生長。父親幾十年來一直期望的台灣語文學系,也在台灣的各大學相繼成立,我知道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一定很高興。時代的潮流,已開始朝著他六十年來的目標奔馳,他誠心期望,台語研究者以及推動者,能不再拘泥於自己的主張,不要再自相詆毀,只朝向能講、寫母語,留存母語的共同目標,攜手努力邁進,犧牲小我,以完成台灣主體性(大我)的實現。

雖說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既然科學證明,地球有一天會毀滅,留不留名青史,又何妨,與現世的你,又何干,瞈望台灣人不要落入俗語所說「台灣人放尿攪沙勿會做堆」的悲境。

安息吧,父親!

台灣人一定會攜手合作,為台語走出一條康莊大道。

						(長子 吳昭新 誌於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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